[按：刚读了孟津博主的博文，就有关问题作一些评论。]

先来评论孟津博主提出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博文里说：

1.  “所以，当人们在赞同钱学森之问的同时，又有很多反对从海外引进人才计划的言行，就可以感觉到身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评：（1）这里所言的“矛盾”实际上仅是表象。钱学森之问本质上是针对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土壤这些要素；而各类“人才计划”却往往忽视这些要素，倾向于“拿来主义”，就是要“现成的杰出人才”。看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在赞同“钱问”的同时又反对现行的各类人才计划。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是在不知道答案、也不知道有没有答案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所凭借的是既往的实践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论。同样，（杰出）人才的成长也是在不知道谁会是（杰出）人才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所凭借的是环境、土壤等要素，然而很多人才计划都违背了这一点，其共同点是向“已知”答案看齐（经常看不齐）。

（2）特别地，这些人才计划人为地规定了一些条条框框，并以此为标准去筛选（杰出）人才，进而给入选的人打了上各种标签。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土壤等问题。不但如此，这种做法也给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本土学者造成更大的困难，使得他们的生存和成长环境更加恶化。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平视”是基本原则。可以说，打破这一原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打标签对于“平视”原则有着极强的破坏作用。打上标签的人无形中就可能会认为其他人应该“仰视”他们，而没有打上标签的人，实际上也被打上了一种看不见的标签。

（3）举些例子。在一些学术会议等场合，亮出标签的人说话人们听的时候就可能会更认真一些；而其他人说话可能就会受到“不当回事”的待遇。这就在人们当中造成一种普遍的误导、误会、隔阂乃至于矛盾。而一切矛盾的起源都可归为某种不对称。再比如，有一些“杰出人才”打着“国家”的旗号鼓噪，却缺少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一切的气魄，乃至于沦为傀儡或被傀儡。更有一些“杰出人才”热衷于与国家做交易、玩博弈，不一而足，其凭借的就是这类计划。这些人正是推动这类人才计划的主要推手和策划者。试问：发达国家如欧美有这么干的吗？          

孟津博主的博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99-847131.html  

继续之前说明一点，本文并非针对孟津博主，也不针对任何个人，而是就事论事的做一些相关的评论。

2. “一个人才的成与否， 是一个包含了学校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问题。。。但一个合理的假设是，没有出现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社会和学术体系没有给有潜力的年轻人闪光的机会，而并非他们没有得到该有的教育。。。常常可以见到、听到一些真实的事情，学校出来时很有个性的学生，在工作单位上被打磨得没了脾气；没了棱角，你还杰出个鬼啊”。

论：（1）这几句话概括而言就是讲（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土壤等要素。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本土人才成长的现实环境或现实土壤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时难于全面、透彻地回答，甚至于回答这一问题的环境、土壤也可能不成熟、不适宜。但首先要明确一点，“钱问”所指的杰出人才是限定在科技领域中的，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就全社会范围而言，本土有没有一些杰出人才呢？比如，马云算不算杰出人才？作家莫言、路遥算不算杰出人才？这就不在本文的评论范围中了）。

（2）从身边的例子来看，很难遇到有志于科研的研究生，也很少听到有同事表达做大学问的愿望或呼声。海外引进的很多人才中有不少为了几百万的经费争来抢去，还有一些总想加入到行政长官的行列中，根本算不上钱问中所指的那种杰出人才。更有很多人被职称和绩效考核所左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思维，本质上就是求同、随大流、自私自利。这样一种思维，与其携带者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少数人想要跳出农民思维的包围，但非常困难。提出一个没有听过的想法，周围的人很少有共鸣，因为知道它不是标准答案。

（3）单位里事情很多，表格很多，即便少数人的个性没有被打磨掉，其时间精力也被消耗掉大部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就算有大作横空出世，本土同行往往不情愿率先认可，体现出一种狭隘的单位利益。最基本的，一些导师不帮学生修改论文，草稿就投出去了；本土审稿人遇到这种情况不愿多花时间，找到点小毛病就拒稿打发差事，不懂得审稿也是一种交流，不愿帮作者诊断手稿中的症结，不愿提出建设性意见。久而久之，形成双方互不信任、互不喜欢、互不尊重的局面。。。列举这些情况不是出于抱怨的角度，而是要认清现实，进而驾驭现实。

3. “最后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杰出人才成与否，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是社会用人的问题；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公平自由的科研环境，缺一不可。”

评：这里提出的是大原则或大愿景，但现实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困难总会存在。有志于成为世界杰出人才的学者必须学会驾驭现实，进而改造现实。

（1）要改造我们的思维。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抱定了这样的观念：什么也改变不了。然而，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思想的映射罢了。但观念这东西，看似柔软如丝帕，想要改变它就像徒手掰断钢板那么困难。但是，钢板也是可以掰断的，只要借助适当的工具。同样，改造思维也需要借助适当的工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往往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他们只能把握眼前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于这些人，要帮助他们看到远处的东西。这就要借助心理学。杨振宁先生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贡献时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可见，对于人而言，心理作用是第一作用力。有了力，就会有变化。

（2）刚才我在上面指出了农民思维的局限性，很多朋友可能会不高兴。但是，我在这里要讲：出身无法选择，但思维是可以改造的。实际上，牛顿就是农民出身，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甚至最伟大的学者。所以，对于农村出来的学生，可以给他们介绍牛顿，以达到“身份认同”的效果。我们说，杰出人才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结果。门捷列夫说：终身努力，便成天才。所以，我们必须去研究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学者的成长历程，阅读他们的传记、原著，也推荐给周围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牛顿或其他杰出人物说成是不可超越的人，那样会导致“统治”，会把听者放到旁观者的位置上。要敢于有加入到他们行列中去的想法、勇气和行动。不但要加入其中，还要超越他们。

（3）依法大鸣，依法大放。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方面，也有很多不好方面。比如，经常强调谦虚、低调、含蓄。并不是说，这些一定不好，要分情况。就我的观察而言，在单位里，大多数人不愿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和想法。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但也体现出某种“不信任” 。过去搞计划经济，搞了很多年以后认识到一定要放开，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同理，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不能搞“计划思维”，就是一定要让人们放开讲话，否则“思维市场”就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形成繁荣的“意识生态”。人们不敢说话，不愿说话，彼此就无法交流，决策层也没有办法了解实际，如何从实际出发呢？在这一点上，无论本土和海外人士应该是一致的。须知，说话、写博客都是很花精力的事情。

     最后，让我们相信：人人都应该伟大，人人都可以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