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传康先生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教授，1997年10月5日因患癌症治疗无效去世。2007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有陈传康先生的嫡传弟子著名地理学家蔡运龙先生主持召开了他的去世十周年追思会。著名学者吴传钧、王恩涌、杨吾扬、陈安泽、郭来喜出席。下面是我在会上的发言：

柴彦威教授告诉我说，要开陈传康先生追思会。我说陈传康先生的追思会我要来，一定要来，因为我是陈先生的半个弟子，这话是陈先生说的，“王铮你算我半个弟子。”所以陈传康先生是我半个老师。当然北京大学还有我三个完整的老师：第一个是崔海亭老师，1984-1987年我们搞内蒙古草场遥感，我跟这他学会了许多跑野外的知识，野外观察的知识。还有他的为人，他作为老师自己动手苦干的为人。第二个是杨吾扬先生，拜过师的。1990年，杨吾扬先生让我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由于没有房子等原因我去了地理研究所。左大康先生请杨吾扬先生作为我博士后合作导师之一，这样我与杨吾扬先生交流了许多地理学中经济分析的思想。还有王恩涌老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区域分析和对问题的历史主义分析。

陈传康先生是我半个老师，这半个老师主要引导了我搞旅游地理学理论。我与陈传康是1985年认识的，那时候宣传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我作为《青年地理学家》主编，陈先生写信给我说搞地球表层学，关键是要建立理论地理学。他说理论地理学的核心是区位论。我想是核心之一吧，写文章呼应了。后来他通过中国地理学会资助我到北京开会，认识了许多自然地理学者，让我受益匪浅。1990年，在26楼，陈先生说：“王铮，欢迎你来北大，来搞旅游地理学理论。”我说：“旅游地理学能有理论吗？”他说：“你这个想法错误。你从旅游业区位论搞起。”后来，我一直在思考旅游业区位。到了1997年我在张家界考察，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多了，才悟出来了旅游业区位的类杜能结构。可惜已经不能告慰先生了。

如果说旅游业区位论先生仅仅为我指出了个方向，那么面向对象的景区设计模式直接来源于先生的教诲。1996年，在决定我调北京大学以前，先生约我谈话，又说来搞旅游地理学理论的事。在陈传康先生家，我说起旅游业区位论，我一直没有进展。他说起把地段地理学的思想推广到景区设计，强调一个旅游地段要有个主题，要有美学特征。这个思想构成了我后来提出的“面向对象的景区设计”思想的基础。我提出景段的概念。一个景段是一个具有独立美学主题、文脉片断、标志性景点的景观结构封装的景区空间单元。面向对象的景区设计思想后来由李山作为第一作者写了篇文章，我是通讯作者，主要的案例工作是我带着毛可晶跑野外做的。面向对象的景区设计思想还吸收了剑桥建筑学派的文脉一致性思想，吸收了软件工程思想，不过陈先生的地段地理学的思想是基础。

一个科学思想，可能被很多人丰富，可是最初的启迪很重要。因此我说，我这半个弟子从先生那里受益匪浅。

对于陈先生，我们都知道他的许多故事。我觉得共和国科学史应该研究“陈传康现象”。陈传康先生绝顶聪明，很有思想，也还有抱负。1996年他对我说，王铮，明年我要竞选院士，然后当地理学会理事长，改造地理学结构。可是众所周知，在晋升职称、确认博导方面，他都有许多波折。这当然有1950年到1966年的政治生态的后遗症，还有1978年以后的问题。1978年后的标准，俄语吃不开了，讲英语。陈先生英语能力有欠缺，他被动了。评价科学家用英语能力来评价，这是一种错误的科学政治，这是一种错误的科学文化。还有，陈传康先生作为开拓者，他有很多创新思想，我们敢不敢面对创新思想，这就是一个民族振兴的基石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英语标准和无力判别创新呢？因为官僚主义。不由科学家来判断科学家而由官员来判别科学家，是一个知识管理错误，因为官员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就只能靠图书馆搞检索的了，图书馆检索发现不了创新思想。

陈传康先生走了十年，这十年中对于陈先生的地理学思想我们发展了哪些？针对“陈传康现象”的中国的科学文化生态有哪些进步。我们如果认真总结，这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对陈传康先生的认真纪念，对陈先生的报恩。陈先生不要求我们报恩。可是我们没有报恩的思想就对不住天地良心了。

谢谢主席，谢谢陈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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