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也许是我最近最重要的博文。中国国际合作越来越多，我遭遇的情况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也许我什么也不说，混着拿课题就行，科研人员不是缺课题吗？可是我的良心让我不能不去这样做,不知道此事，可否列入科学网的PK系列。

参加了国家某个部门组织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展望（CEDO）可行性报告》研究，英国学者玛瑞和中国学者夏是负责人，荷兰人J和我分别是中、外方模型研究负责人。有关模型研究的稿件由我起草，王铮，李钢，刘俊国、孙翊和魏厚凯讨论而成，林大刘俊国把稿件翻译成英文，朱永彬翻译术语。参加这个课题我有点私心，希望见到我过去的一个朋友，

    会议开始J就问道：“为什么不用斯德哥尔摩的提纲？为什么要用大量术语？”我回答不知道斯德哥尔摩改了提纲。心里想，J改提纲，应该通报我。分歧很快就扩大，对于J 的新稿件，大量案例，我认为就是一个教科书风格，不是可行性报告。几次想说出了，为了尊重他没有说。外方认为我的报告，突出太专业和斯德哥尔摩提纲矛盾，另一个外国专家也发言说新方法太专业。我冲动了：“请你们提出什么地方专业了看不懂？不专业怎么确定数据选取和工作步骤？不专业，简直是混。”由于其他章节采用了斯德哥尔摩提纲，我最后说，提纲可以协商，但是有两点原则：第一、必须落实方法，而不是案例；第二、评价可以采用国际成熟模型但是并行新模型探索，特别是情景分析必须结合中国情况创新。中方负责人夏同意我的意见。夏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不像我地质队员出身，直来直去。

    会议决定鉴于有关方面要英文稿，英文稿由外方最后完成。

         2011年9月2日星期五:6:35我就收到Jan修改的CEDO-F方法论一章新版本，文件是夜里1点多发的，J，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学者，不知辛苦了。这大约是中外真正学者的特点。那些找情人搞“千女人计划”的官员，永远没有这份热情。

    9：30，我读晚了英文稿，推敲了文章的文字，我的意见是，Jan的报告，最主要的是结论的两点需要修改，因为这些看似圆满的东西，隐藏着最大缺陷。这两点是：

 (2) Conduct CEDO with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ed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tools and Chinese organisations with in-depth knowledge and specific tools (models, databases).

(4) Base the first CEDO on existing tools (models, databases, indicator concepts) adapted and extended where necessary. Initiate a programme for development of  new tools for CEDO and related analyses in Chinese organisations by the time the first CEDO has been reviewed and its compilation evaluated.

   他们口头特别强调，新模型的研究在第一版评估报告基本完成时，如果经费不够，就不研究了。

下午12:45，我们就CEDO-F做了讨论，我毫不犹豫地指出第一、第四点需要做原则修改。首先，我同意第一版报告对历史和现状的评价可以基本上只用internationally renowed organisations 的tools，但是对于中国未来的情景分析必须研究新的模型，原因在于国际流行模型采用了许多西方的参数和行为模型。例如IAM，Stern的折旧率太小，这个行为特征，连Nordhaus都不接受，它夸大了排放的危害性，也就夸大了中国的发展的环境威胁。其次，IAM的流行模型没有考虑中等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快的现实，从而偏离了事实，再次夸大了中国、印度等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碳排放。对于第四点，既然第二点决定中国要开发新的模型，我们就要在研究一开始就研究相应的模型，而不是首先用 existing tools，把 new tools for CEDO and related analyses in Chinese organisations by the time the first CEDO has been reviewed。研究必须并行，不能让新模型留到未来有经费的条件，结果流于形式。我明确说，对于这两点，我们不愿意让步，我坚持说，这两点必须修改，不然我不负担相应的责任，而且要“上诉”。英国人玛瑞是课题总负责人，允许为了协调，她说那么保持两个意见。于是，开展了其他讨论，刘俊国博士、李钢博士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做了最后陈述：

“希望你们理解我们的民族责任心，已经多年了，国际上一些人利用国外开发的不适合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的环境经济模型评价中国，结果往往把中国环境形象妖魔化。比如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其实是他的模型不科学，不适合中国。再说Stern的报告，要求中国减排那么大，就是模型有问题，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只有更科学的计算才能有正确的决策。

“刚才你们谈到用国外现成工具，你们可以办培训班，培养中国能力。我知道这样你们可以推销软件，我们中国人可以出国，大家互利。可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建设就没有了。（孙翊插话，国家要求我们建设自主创新能力），通过CEDO的研究，中国行不成自主创新能力，以后永远依靠国外，我们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不忍。所以请你们理解，在环境与发展的情景预测方面，我们一定要研究更为科学的模型，就像气候经济学模型那样，中国与世界不能被粗糙的模型拖着走。哥本哈根会议后，英国人说中国绑架了会议，可是丹麦方案是在不恰当模型上计算的结果，压迫了发展中国家，也对世界不利。是粗糙模型绑架了会议。回到我们的问题，在开展CEDO研究的第一步是，就开展新模型研究。刚才玛瑞担心不能及时完成，我想我就有这个能力完成，我修改的J引用的UNDP图，就是一个可以完成这个研究的路线图。实际上，我们中国科学院的课题组，我们这个研究组，已经探索推广Nordhaus的气候经济学模型到更广泛的环境经济模型，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产业化、城市化和地理工程分析完成长期情景分析。当然我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个事，但是中国还有许多聪明人，世界还有许多聪明人，我肯定不是最聪明的，他们能做。而且方向明确了，可以利用全球力量研究，刚才李钢说了，中国也是国际的一部分，你们参加中国人主持的研究，作出的也是国际模型，不是你们外方就没机会了，有合适的中外专家，怎么会不能完成呢。我画出那个矩阵，给出了各种情景分析的建模方向，经费少，做不成，那么第一版至少要研究一个新的长期情景分析的可计算模型。请你们理解这个图，请你们理解我们的国家需求。我的民族情结是，在环境情景分析方面，我们中国，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再让发达国家拖着走了。”

我发言完了，一直不能平静。我说：“我激动了。”外方专家提出休息5分钟。重新开会，外方专家纷纷表示理解，他们听取了我对我起草的稿件的解释，最后同意，修改他们的稿件。

我不知道在俄国、在法国，是不是要以英语作为科学计划的最后版本。

这次会议，我一直在激动中，作为一个男人，我激动了，甚至在一位叫K的外方专家发言后我失态地站起来。也许女性不能理解，甚至问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为什么不接着讲艰苦边远地区的故事，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男人，我不能没有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