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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医学史十五讲》,再思考中医问题

已有 7634 次阅读 2012-5-15 03:09 |个人分类:科学哲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中医, 替代医学, 医学史, 生命伦理学, 带病延年

  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大庆老师的《医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一本很好的医学史入门读物。这本书的特点,正如书中第一讲的导言所说的,“不会过于注重细节的考辨,主要目的是让同学们对医学观念的演化、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卫生保健的变迁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因此,尽管书中对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史介绍很简略,但对于医学人文学(medical humanities)的介绍,却足以令以前对这一领域了解不多的读者(比如我)思路为之一开。掩卷之余,我忍不住又想到了中西医之争。

  我以前是坚定的“废医验药”派,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5点:(1) 中医理论不科学,应予完全否定;中医编制应从国家医疗体系中完全撤销。(2) 中药应该接受全面的毒理学检验,在未通过检验之前禁止上市;如果办不到这一点,那么应该在发现在严重的毒副作用之后禁止上市。(3) 中药尽量接受现代药理学的“黄金四原则”(随机、对照、盲法、多中心)检验,通不过检验的中药不应列入国家药典。(4)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中医在民间的活动和中药在民间的使用。(5) 严惩一切以珍稀濒危物种入药的行为。

  张大庆老师当然没有我这么“偏激”。事实上,在《医学史十五讲》这本书中,他专辟一讲(第十三讲)介绍“现代医疗保健中的传统医学”,不仅为中医,也为其他各种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我自己以前喜欢译为“另类医学”)说了不少好话,其中一些观点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但是,张老师作为医学专家,他的观点让我被迫思考:现代医学真的没有缺陷吗?

  我现在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现代医学当然有缺陷,而且缺陷很大!这些缺陷,张老师在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包括:

  1. 因为疾病谱发生变化,影响人寿命的绝症由感染性疾病变为慢性病,而两类疾病有非常不同的病因,这使得原先针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模式不再适用于慢性病。

  2. “在自由市场机制下,由医学界、医药企业与媒体形成了利益相关体,也有人称之为医药产业复合体,给病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3. “在生物医学的语境下,病人被转化为患有疾病的生物体”,使得医疗缺乏足够的人性,“很少考虑病人的感受和治疗的价值”,对病人的权利不够尊重。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中医在内的各种替代医学在今天已经复兴,人们较为普遍地把它们视为治疗慢性病的另一种良好的选择。“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34%的美国公民至少采用一种替代疗法治病,文化水平越高,对替代疗法的接受程度越高。”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些缺陷都是医学界的责任吗?我和张老师的答案,大概就要开始产生分歧了。张老师在第十四讲中介绍了“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瞧其内容,似乎主要还是对医学界提出批评,认为现代医学的缺陷主要在于医学界缺乏人文关怀。比如这一讲中提到的恩格尔哈特(H. T. Engelhardt),就曾经提出“允许原则”(permission principle),认为没有病人的“允许”,医生不得擅自对病人施加某种治疗。比彻姆(T. L. Beauchamp)更提出4条基本原则: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无一不是在教训医学界人士。但是我的答案却与此相反,甚至可以说非常“政治不正确”:如果不能说现代医学的缺陷主要是全社会的责任,那么全社会至少也要分一半的责任。人类对所谓“健康”的无休无止的追求,才是现代医学种种缺陷的根源。

  正如我在《我看医改》一文中说的:现代医学的主要成就,尽管只是用一套绝症(慢性病)替换了另一套绝症(感染性疾病),但同时也延长了几十年的个人寿命,这个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么长的人生,如果能够好好规划,足够做好多事了。假如我活到七十多岁而患上绝症,我会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知道已经基本没有遗憾,然后便会以轻松的心态度过生命最后的时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普及这样的积极、达观的人生观、死亡观,不仅每个人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成果,同时也为后代节省了大量的财富,还为社会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在这种理想情况下,现代医学的那些缺陷,也就基本都不成为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人们都不再追求临终前那些昂贵的治疗手段,那自然就不会在这些徒劳的治疗过程中被医生当成“患有疾病的生物体”,医药产业复合体对消费者的忽悠也自然会减少很多。总之,如果没有无休无止的欲望,也就不会有建立在这些欲望基础之上的庞大、畸形的产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但这样的一个反思进路,似乎并不是现在的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重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对中医理论的态度,也就有所转变。中医理论庞大繁杂,其中并不难找出一些说法,可以教育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比如在张老师这本书的第一讲中,他就引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陆广莘先生的一个说法“带病延年”,并表示十分赞同。我对这个说法也十分赞同——如果全社会都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健康观和疾病观,不把追求完全无病的健康“乌托邦”状态作为追求,那么就可以省下很多卫生资源。如果有一种中医理论能够在不草菅人命的同时,让消费者意识到“越治越病”的责任其实并不都在医生,更主要在于自己,那么这种中医理论似乎就是值得支持的。

  回顾西医东渐的数百年历史,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多年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在早期现代医学尚未普及,民众的生命主要仍然受感染性疾病威胁的时候,他们对西医的欢迎多过中医。民国时代的中医能够在政府打压下几乎边缘化,并不能简单认为统治精英的权势太大,没有民众的配合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在现代医学普及、平均寿命延长之后,民众的生命主要受慢性病的威胁,这时候他们便又开始欢迎中医,而且常常把这种欢迎和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

  认清了这个客观事实,也就可以明白,把中医完全从国家医疗体系中驱逐出去,恐怕难度会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努力让国家扶持“带病延年”之类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医理论,是一种更为可行的办法。毕竟,不仅是医疗,现代社会的其他种种问题,也往往是源于人性的贪婪,源于对大大小小的“人权”的追求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也许在这种现代性危机之下,任何能够敦促人们“克己复礼”的理论,不论姓中姓西,姓医姓哲,都是值得欢迎、值得弘扬的。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医理论才能提出“带病延年”这样的新健康观。实际上,西方人一样有这样的观念,比如美籍法裔医学家迪波(René Jules Dubos)在1959年出版了《健康的幻景》(Mirage of Health: Utopias, Progress, and Biological Change)一书,同样指出“健康”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把“带病延年”归为中医理论,无非是觉得同样的思想,戴上中医的帽子,可能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一些罢了。

  尽管我原先对待中医的强硬态度现在有了这样的软化,但我仍然要申明:希望将来医疗改革的方向之一,是可以使我这样的拒绝使用中成药的患者的权利得到尊重。这个问题倒的的确确是属于现在的生命伦理学已经讨论过的“病人权利”问题,也许我不能苛求政府制止那些卖高价假药的骗子(很多情况下,这些骗子和受骗者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那我就自私一点,希望政府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2012.0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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