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保罗·爱多士（Paul Erdos）生平的，在国内有两部出类拔萃的传记，一部是《数字情种：埃尔德什传》，另一部是《我的大脑敞开了：数学怪才爱多士》。前者的翻译饶有情趣，读上一遍足以让你坐车忘了到站。后者的翻译王元院士，曾经简化证明了陈景润的陈氏定理，专业术语足够精确，题目最为人称道，是爱多士的一句口头语，一旦爱多士找上哪位数学家门来，说一句“我的大脑敞开了”，这位数学家就会和爱多士一起完成一段开心兴奋的数学合作。即使是最平淡的翻译、最枯燥的数字，爱多士的顽童个性依然跃然纸上，俨然数学这个学科的化身。 

    爱多士的一生用数字来表示即：与485位合作者，发表了1475篇论文。他的交际面之广，遍及全世界25个国家。凡属与爱多士合作过的数学家，爱多士数为1，这是一个人人称羡的代码；与爱多士合作过的数学家合作，爱多士数为2，以此类推，已知仍然活跃的数学家，爱多士数最高为7，没有发表过论文的生手，爱多士数为∞（无穷大）。中科院的数学家王建方，曾与大师合写论文，爱多士数为1。华罗庚与爱多士早年相识，1949年归国后暌违多年仍然飞鸿传书，爱多士一篇写给他的书信开头是：“亲爱的华，设p是一个奇素数……”由于涉嫌与红色中国用密码联系，爱多士一度被吊销了美国绿卡。于是爱多士写道：“美国国务院制定对外政策对于以下两点是毫不动摇的，不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不允许保罗进入美国。”与他合作最多的中国人是台湾的金芳蓉，她是爱多士晚年密友格雷厄姆的妻子。格雷厄姆也是出色的数学家，但从不用身体换思想，作为国际耍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能一次耍12个球，超过世界纪录。 

    对待日常生活，爱多士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管上帝叫SF（Supreme Fascist，最大的法西斯），小孩子叫作epsilon（希腊语字母ε，数学中表示小量），美国叫作山姆（Sam），苏联称为乔（Joe）。简洁明快地推导出一个公式，他就认为发现了SF藏起来的秘密，SF经常藏起来的还有他的护照和支票等等，他不得不让朋友帮忙整理内务才能有条理地生活。在他的词汇里，说某人“死了”就是说他再也不写有创造价值的数学研究了，说他“离去了”才是真正死了。爱多士七十多岁的时候，一年仍能发表50篇论文，超过很多数学家一生的成就。他唯一的低谷是1941年，那一年他身无分文，从匈牙利逃到美国，音信中断，父亲去世也不得而知，他这年只发表了5篇论文，对于一般的数学家可算丰收之年，对他却是沮丧消沉的体现，按照他的说法，自己已经濒于死亡。 

    但长寿而健旺的他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1994年，爱多士抱怨这也许是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平方，意思是当时他81岁，是9的平方，不指望活到100岁，即10的平方。在他做眼角膜手术的时候，他甚至不能安静两个小时不读数学书，医生不得不叫来一位数学家一边与爱多士讨论数学一边动手术。无可否认，他是在最后“离去”的一刻才真的“死了”，留下无数合作者继续完成他们合写的论文。 

    读书能够读出背后的人，是最大的乐事，读《数字情种》的时候，不仅能够读出这位潜伏在爱多士身边陪伴老人最后10年的记者保罗·霍夫曼的风趣幽默，还能读出一位伟大编辑的灵魂。其中多处注释提醒读者去读《天才的拓荒者——冯·诺伊曼传》《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等相关图书，这背后凸显出编辑卞毓麟的苦心。卞毓麟这个名字在祖国的科普领域尽人皆知，发表科普文字累计四百余万。如今由作者转成编辑，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哲人石丛书”等系列科普，让他本来单薄的呐喊，通过出版系统的放大，犹如扩音器般震撼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