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无法承受富人

平等对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科学研究表明，在更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加信任他人，并且比在不平等、消费驱动的社会中的人更倾向于保护环境。

 Why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the rich (nature.com)

随着环境、社会和人道危机的加剧，世界再也承受不起两件事：一是经济不平等的成本；二是富人。从2020年到2022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几乎占据了新增全球财富的两倍，而其他99%的人加起来只有那么多，而在2019年，他们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与最贫穷的三分之二人口相当。在截至2022年的十年里，世界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多，达到近12万亿美元。

社会流行病学家收集的证据表明，收入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压力源，它正使社会功能日益失调。例如，贫富差距越大，凶杀和监禁的比率就越高。它们还对应于更高的婴儿死亡率、肥胖率、药物滥用和COVID-19死亡率，以及更高的青少年怀孕率和更低的儿童福祉、社会流动性和公众信任水平。美国——最不平等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凶杀率是挪威的11倍以上（参见go.nature.com/49fuujr）。监禁率是十倍高，婴儿死亡率和肥胖率是两倍高。

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到最贫困的个人，尽管最贫困的人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即使是富裕的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更平等的国家，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更高。他们可能会在心理健康方面看到改善，并且成为暴力受害者的机会减少；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学校表现得更好，不太可能服用危险药物。

不平等的代价对政府来说也是极其高昂的。例如，伦敦的一个慈善机构Equality Trust（我们是该机构的赞助人和联合创始人）估计，仅英国一国，如果将其不平等程度降低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五个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丹麦、芬兰、比利时、挪威和荷兰——的平均水平，每年可以节省超过1000亿英镑（126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考虑了四个领域：更多的完全健康寿命年数、更好的心理健康、降低的凶杀率和较低的监禁率。

许多评论员已经注意到，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限制经济增长，而是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和福祉。在这里，我们认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是这种转变的首要任务。更大的平等将减少不健康和过度消费，并将增加团结和凝聚力，这是使社会在面对气候和其他紧急情况时更具适应性所必需的。

社会焦虑驱动压力

不平等产生如此深远和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是心理社会的。通过强调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差异——例如，通过某人开的车的类型、他们的服装或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平等增加了优越感和自卑感。认为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的观点可能会破坏人们的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而且，正如皮质醇反应的研究所示，担心他人如何看待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压力源。

在拉各斯，尼日利亚，人们排队领取食物包裹。

研究表明，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所有收入群体的“地位焦虑”水平都有所上升。慢性压力对死亡率有着充分的文献记录——它可以使死亡率翻倍。健康相关行为也受到压力的影响。饮食、运动和吸烟都显示出社会梯度，但当人们感到压力时，他们最不可能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暴力和欺凌也与社会地位的竞争有关。侵犯行为常常是由不尊重、羞辱和丢脸触发的。在更不平等的国家中，学生间的欺凌行为大约是平等国家的六倍。在美国，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州的凶杀率是财富分配更均匀州的五倍。

地位驱使消费

不平等也增加了消费主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索斯坦·范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著作《有闲阶级理论》（1899年）中所阐述的，财富与自我价值之间的感知联系驱使人们购买与高社会地位相关的商品，从而提高他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研究表明，生活在更不平等社会中的人们会花费更多钱购买地位商品。

我们的工作表明，广告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不平等程度更大的国家中更高。富人公开宣传的生活方式推动了其他人寻求模仿的生活标准和方式，引发了度假屋、游泳池、旅行、服装和昂贵汽车等开支的连锁反应。

乐施会报告称，平均来看，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产生的排放量是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平均每人排放量的100倍。这就是不公正的规模。随着较贫穷的国家提高其物质标准，富人将不得不降低他们的标准。

不平等还使得实施环境政策更加困难。如果人们感觉到负担没有得到公平分担，就会抵制变革。例如，2018年，法国爆发了“黄背心”（gilets jaunes）抗议活动，以回应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试图通过对燃料征收“生态税”——在加油站价格上增加几个百分点。这项提议的税收被广泛视为不公平——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他们来说柴油和汽油是必需品。到了2019年，政府放弃了这个想法。同样，巴西卡车司机在2018年抗议燃油税上涨，扰乱了道路和供应链。

那么，不平等的社会在环境方面的表现是否更差呢？是的。对于有数据可查的富裕发达国家，我们发现平等水平与我们创建的五个环境领域表现指数之间存在强相关性：空气污染；废物材料回收；富人的碳排放；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以及国际合作（批准的联合国条约和避免单边强制措施）。

当社会和健康问题也被考虑在内时，这种相关性显然成立（见“不平等的结果”）。为了展示这一点，我们将我们的环境绩效指数与我们之前开发的另一个指数结合起来，后者考虑了十个健康和社会问题：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精神疾病、肥胖、教育成就、青少年生育、凶杀、监禁、社会流动性和信任。趋势很明显，更不平等的社会得分更差。

其他研究还表明，更平等的社会更具凝聚力，当地团体中的信任和参与度更高。与不那么平等的富裕国家相比，更平等国家的人口中有额外的10-20%认为应该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增长之上。更平等的社会在全球和平指数（根据各国和平程度排名）上表现更佳，并且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联合国的目标是各国将其国民总收入（GNI）的0.7%用于对外援助；瑞典和挪威各提供了约1%的GNI，而英国提供了0.5%，美国仅提供了0.2%。

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行动

科学证据明确表明，减少不平等是解决世界面临的环境、健康和社会危机的基本前提。政策制定者迅速行动以逆转数十年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并限制最高收入至关重要。

首先，政府应选择累进形式的税收，将经济负担从低收入人群转移到高收入者身上，以减少不平等并支付世界向碳中和和可持续性过渡所需的基础设施费用。尽管政府可能会对这一建议感到犹豫，但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例如，美国在二十世纪大约一半的时间里，最高收入税率远高于70%，远高于今天的最高档税率37%。为了增强公众支持，政府需要有力地说明整个社会应该共同出资支持清洁能源转型和良好健康。

必须达成国际协议以关闭避税天堂和漏洞。据估计，企业避税每年使贫穷国家损失1000亿美元——足以额外教育1.24亿儿童，并可能预防800万母婴死亡。根据位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倡导组织“税收正义网络”的数据，经合组织成员国应对这些税收损失的三分之二以上负责。经合组织估计，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因避税天堂损失的资金是其获得的外援的三倍。

尽管尚未尝试，但应考虑征收消费税的优点——基于个人收入减去储蓄计算——以抑制消费。与增值税和销售税不同，这种税可以非常累进。全球普遍禁止烟草、酒精、赌博和处方药的广告，但对广告征收更普遍的税将有助于减少消费。通过在高消费水平下每单位能源成本更高，也可以使能源成本变得更加累进。

还需要立法和激励措施，以确保主导全球经济的大公司运营更加公平。例如，员工所有权、公司董事会代表权和股份所有权以及互助会和合作社等商业实践，往往能减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规模。与一位分析师报告的富时100股指上市的100家最有价值的公司中最高与最低薪酬比率200:1相比，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同意的最高比率为9:1。这样的公司在道德和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良好。蒙德拉贡集团在《财富》杂志2020年的“改变世界”榜单中排名第11位，该榜单表彰实施具有积极全球影响的创新商业策略的公司。

减少经济不平等并非解决健康、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更大的平等都会给社会带来相同的益处。采取多方面方法的国家将走得更远、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