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的母亲，坐在厨房的一张桌子旁边，草拟一张委托购物的清单，也就是说，那是一些要父亲到村子里去采买的东西。

“野小子，”父亲对我说：“拿上你的袋子，你得和我一起去。清单很长，我拿不了！不是因为重，是体积太大。我想带上枪；我发现有一只鹰总在托费夫人的饲养场上方转悠。要是我们今天上看见这只鹰，我们在经过时得和它说上两句话！”

清单列完了，父亲大声念了一遍。可是母亲在从储物间里取出山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时，父亲紧张地问了：

“你想干什么？”

“我要拔毛，清洗内脏，晚上我们烤着吃。”

“太糟糕了！这不是飞鸟，这是猎物！是多特别的猎物啊！我们明天吃，今天吃是犯罪！再说，”他说：“我有个想法。我非常想把它们带去给蒙德巴贝龙看看。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请教了，他是个老猎手，知道得比自然工作者知道的还多。”

他把两只鸟用他的皮带拴上，再背上他的枪。

我们高高兴兴地出发了。我提着三个空袋子，他在我的前面迈着大步，一边用目光考察着路边呈阶梯状的橄榄树园地。我们看见了一群麻雀，可是猎杀者看不上这些小鸟。

我很高兴跟着他，对他的每个行动都怀着巨大的热情，不过我竭力控制不显露这种虚荣心，我害怕挨骂。

在那个时代，一张照片是一件了不起的物证，给童年，参军，结婚或出国旅游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可是，在一张类似明信片之类的卡片上，我们看见了阿奴先生，他微笑着，挺着胸膛，左手里握着钓竿，右手高高举起，提着一条带刺的鱼的尾巴。

吃饭时，我的父亲描述着那张得意洋洋的卡片，结论是：

“他似乎对这样一张杰作非常满意，我倒愿意接受这点，可是这是一张和鱼一起 照的照片！尊严何在！从各个方面来说，虚荣心是最最无聊的！”

他没有攻击，而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微笑，破坏了我对阿奴先生的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去拜访蒙德巴贝龙是为了科学求知。

我们到了一个低矮的小农场，著名的蒙在那里居住。农场是一片没有种上庄稼的田野，长着24棵橄榄树，自由疯长，就像一对巨大的灌木丛，因为蒙从来不进行修剪。

在他的门前，一颗桑树下面，他骑坐在一条长凳上，在一个胶桶里，浸泡着一些细木棍。他抬起了头：他的蓬乱的浓密的白发垂下来，和长胡子混在了一起，胡子的一侧是白的，另一侧在嘴边，被烟蒂烧成了黄色。

他的黑眼睛灼灼逼人，多毛的手上黄斑点点。

他看见了山鹑，站起身，走过来，嘴巴张着。

“圣母玛利亚！”他喊道：“谁卖给你的这东西？”

父亲露出微微一笑：

“这玩意儿就花了我两声枪响。”

“一对儿？”蒙怀疑地问：“两只山鹑？”

“是啊，”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捋了一下他的黑胡须。

“在哪儿？”

“在Lancelot 山谷，就在山崖下面，在Passe-Temps那一侧。”

蒙拿起了山鹑，掂量着。

“最让人吃惊的是”他说：“您居然找到了它们。”

“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这些动物，就是在空中死了，还能继续飞行五六百米”

“这个小子在山崖上，是他看见它们掉下来的。”

“太棒了，神小子，”蒙对我说：“找一天，我带你一起去打猎。”

他宣称，就像是一条规则：

“人在没有狗的时候，必须有孩子。”

接着，父亲就山鹑提出了上千个问题，他们的起源，他们的习性，接近它们的难度，它们的飞行速度。

从这些问题和蒙老头的回答中，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一次射下两个山鹑不说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极难得的。那是一个特别的《大枪》。

这些问题都得到解答后，我们离开了蒙（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的辉煌成就，他的自豪感，这让我们想起了阿奴先生），下坡走向村子。

父亲把清单递给杂货店老板。小店里已经有了大约5，6名顾客。老板手里拿着清单，眼睛就盯着飞禽，喊着：“松鸡！”

父亲让他回过神来，对他说了些关于山鹑的存在和习性的话。老板建议称一下重量：父亲很高兴地采纳了。称重就在全体顾客眼前进行。

老板要求非常精确，最大的一只重有1530克，另一只1260克，。一位穿着干干净净的老太太（神甫先生的女佣）建议在把山鹑上烤串和放到火上之前，先在山鹑里面塞上三趾树懒肉丁：旋转烤肉串必须一步步来，至少转三次。对于这样宝贵的建议，她开价要求允许给她一根尾巴上的羽毛，这根羽毛可以装饰一位邦尼首脑的帽子，而所有后来的顾客都带着敬意望着这位猎杀了如此美丽猎物的猎手。

我们把清单留给了老板，老板会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和包装好。我的父亲对我说：“应该去打听一下凡桑先生。”

凡桑先生是政府的档案管理员，也是于勒姨夫的一个朋友：他在这里出生，他正在村子里度假，。

可是在街上我们遇到了邮差，他本人在Allauch大地打猎。他把我们截住了，我看见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抚摸山鹑的脖子，觉得非常惊讶。

“就咱们之间说话，”他压低声音说：“您设了个陷阱？”

“一辈子没有干过！”我父亲说：“这不过是双枪，我幸运地成功完成了《王牌射击》。”

可是那位邮差对这样的打猎感到妒忌，他一直在摸飞禽的脖子，找寻伤口。于是，我的父亲把羽毛翻起，给他展示了致命的伤口，对方以一种质疑的态度审视着。之后，父亲对他说了抢号，子弹好，距离，时间和地点。最后，他消除了他的妒忌心，认可了这件壮举。

“先生，”他说“我向您敬礼。对这种动物，我追寻两年了：我向它们射击了五次，可是我只收获了四根羽毛！请允许我握握您的手！”

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聚在了一起，大声地赞美着。

到了小广场，我们碰见了神甫先生。他在喷泉旁边读他的祈祷书，一边听着他的水罐里的声音，等着罐子里水满。

等我们这一群人到了之后，他抬起了头，像对所有的人都友好一样，他对着父亲微笑，用一种快乐的嗓音说：

“先生，如果这些山鹑不是从市场买来的，请允许我向您道喜！”

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面对他的隐蔽的敌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极有礼貌地回答：

“这些鸟来自Lancelot 山谷，神甫先生。”

“我极少见到如此美丽的，”神甫先生说：“我倾向于这样想，是圣· 于贝与您同在！”

“伟大的圣·于贝，还有我的12号枪！”

“还有您的机灵 ！” 神甫先生说：“您在那里有一个老男人，一个两年的小鸡------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些很了解。这类松鸡不是Caccabis Ruffa ，它们的个头儿要小得多。这些是Caccabis Saxatilis 也就是石岩松鸡，换言之，是希腊松鸡，在普罗旺斯，人们称他为山鹑。”

“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父亲问。

“好吧，”神父说：“我对您仿佛很有学问，其实我应该向您坦白，我的这点浅知是刚学来的。出于好奇，我翻阅了我的词源学。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我的字典告诉我，这个法文字，bartavelle（中文译名山鹑--译者注）来自一个古老的普罗旺斯的词（bartavelo）， 含义是一把大锁。这种鸟还因为它的叫声而得名，它的叫声，听上去有点刺耳。不过，根据我的卑微的观点，这个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准备去向市政府的议事司督先生请教，明天他将在本堂神甫家参加午餐讨论会，如果他说了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会十分高兴地转告您。对不起，我的罐子满了，时钟在召唤我了。”

他彬彬有礼地起身，掀了掀他戴的教士黑帽，我的父亲也起身，掀了掀他的鸭舌帽。神甫先生拿起他的水罐，走了。

    孩子们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去到凡桑先生家：我们被告知，他在城里，第二天才回来。可是，父亲还是满村子地找他，为了问他玩滚球的事，他甚至去了俱乐部，问大家有没有看见他，而大家就看着山鹑，毫不掩饰他们的好奇，不惜打断了他们的聚会，赞美，掂分量，，问这问那。父亲回答了足有两百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涉及到是Caccabis Ruffa 还是Caccabis Saxatilis。

最后，他表示非常愿意，作为普遍的要求，他愿意表演一下《王牌射击》，特别提到要注意为第二枪顶住枪身的《反击》。这种技术性的解释幸亏被教堂的钟声截住，说明已到中午时刻，否则会拖到晚上。

当我们到杂货店去取购物袋时，又遇到了神甫先生。他带来了一个照相机，照相机的外形，尺寸和华丽的外表都和铺设的道路相配。

他走过来，总是带着微笑，开口说：

“如果不觉得打扰的话，我愿意为这样一次伟大的成就留个永久的纪念。”

“那不过就是一次碰巧，”父亲谦虚地回答：“值不得这样的荣耀。”

“值得，值得！我非常高兴能摄取这张照片，这将是今年大假期中一个愉快的留念。”

父亲顺从地应对了这个要求：他向我表示他不很情愿，但是不敢太无礼。于是，他把枪斜支在地上，左手握着枪身，右臂围住我的肩膀。神甫先生望了我们一眼，眼睛眯起：然后走过来，转动山鹑（它们一直挂在腰带上），让它们腹部的花纹见证更明显。

最后，他往后倒退了四步，大照相机放在腰带上，低下头，喊着：

“别动！”

我听见了一声像开锁一样的一声响，神甫先生数着：

“一，二，三，谢谢！”

“我们住在Bellons ，”父亲说，：“在新巴斯缇特。”

“我知道，我知道！”神甫先生说。

然后接着说：

“因为我没有机会经常去拜访你们，我会委托您的姐夫先生把照片给你们带去，他经常来和我们对话。再见，再一次表示我的祝贺！”

他，有礼地，友好地，微笑着，带着我一辈子都想学的情感，走了，这也让我明白了这种虚伪的社交表现有多危险。

当我们转出小广场，父亲对我说：

“我们这是在一个小村子里：拒绝是很不好的：就算这或许是他的希望，为了指控我们，还有，也许是出于宗教的派性。可是我们比他更虚伪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