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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 留学报国

已有 2140 次阅读 2022-7-5 19:35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展望与留学报国相关的事,我感到这既是一种情怀,又是一种责任。

35年前,1984年12月15日,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作为中国科学院派出的访问学者去美国纽约市立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流体物理实验室进修并与美方教授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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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在纽约市立学院流体物理实验室工作照

1963年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是钱学森先生在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80-1983年任中国科大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1983年8月调入中科院大学的前身之一——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工作。先在科学管理教研室任教,后兼任学院教务处处长等职。业务上,我一方面继续从事原专业研究,为中国科大指导气体动力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编著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膨胀波与激波》一书,与他人合作,翻译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用教科书《可压缩流体动力学》,同时兼搞管理科学,进行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我在从事教学与科研一线业务工作的同时,又兼做管理工作,即所谓“双肩挑”。

赴纽约市立学院流体物理实验室作访问学者,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我同时还收到加拿大一所大学的邀请。这两所大学对我的邀请都是带资助的,不需要咱们国家出资负担。我选择了前者,同时向加拿大的那所大学推荐了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出国留学预备人员,结果受到加方的认可和欢迎。

我在纽约市立学院从事的工作属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实验研究,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部分研究成果后来与美方教授联名,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AIAA-J)1988年4月号上。

另一方面,由于我在国内已经开始承担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兼做管理工作,所以我出国还带了第二项任务,即考察国外高校教学与科研管理,以便回国后作为改进和提升相关管理工作的借鉴与参考。

白天我在实验室做研究,晚上与美国大学生一起听美方教授讲授《大学物理》课,并参与给美国学生答疑。主要目的和注意力放在调研美方大学的教学计划、教学法、教材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上,了解美方大学在教育和教学管理方面有哪些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处,又有哪些缺点和问题我们应尽量避免。

中午有时参加物理系系主任召集的简短精干的教师会议。我也主动与美方教授交流,咨询和探讨与教育和教学管理相关的问题。

我还争取和创造机会,参观访问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参观访问了设在纽约长岛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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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夏,张瑜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图书馆前留影。

在美结束访问研究后,1987年8月在经欧洲和苏联回国的途中,我参观访问了莫斯科大学。两年后,1989年7月,利用去德国斯图加特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学术年会(International System Dynamics Conference 1989)和宣读论文的机会,参观访问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以及奔驰汽车公司总部、IBM在德国的分公司等。回国途经波兰华沙时,参观了波兰科学院,经由苏联时参观了列宁格勒大学,这样,就充实了考察国外教学与科研管理的内容。

我在美做访问学者两年零8个月,1989年、1990年分别去德国斯图加特和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经历使我感受到: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有益于国际间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互鉴,有益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有益于我们博采众长,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外经历的事情不少,现择一两件与读者交流。

转化困境饮水思源

我中学六年和大学前三年学的第一外语课都是俄语,只是到了大学四年级才有机会以少量的学时学习第二外语——英语,所以我到美国作访问研究,英语准备是不足的。只是到了大学五年级该作毕业论文时,要看不少英文资料,那时才逼着自己通过自学突击补习英语,看英语语法书、背专业词汇等。出国前虽然参加了三个多月的英语强化班,也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出国人员外语考试(EPT),但距较熟练地用英语交流并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还有差距。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由于语言交流存在一些障碍,工作较被动,压力不小,合作也不是那么愉快。

如何走出困境?一方面,我利用休息时间参加了英语补习班(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课程,自己多下功夫,对扭转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使我真正走出困局的更主要因素是,我在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方面的业务功底。

当美方教授把我做的工作成果拿到他在华盛顿的上司面前时,他的上司给予了远超出他预期的高度评价。他从华盛顿回来之后,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与我合作的美方教授是耶鲁大学的博士,他的长项是等离子体物理,而高速空气动力学相对较弱,但这是我的强项。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选择我作为他的合作伙伴,以求互补。但他对我业务工作达到的高度缺乏了解和认同。他的上司对我工作成果的评价,使他恍然大悟。他的上司还因此破例给他追加了数百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这使他喜出望外。

工作境遇的这种变化,不禁使我饮水思源。

我感恩祖国和人民的培养,感恩母校成功的教育和教学工作,感恩为创办中国科大呕心沥血的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包括热情和大力支持、指导创办中国科大的周恩来总理,运筹帷幄的聂荣臻元帅,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后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中科院院长兼中国科大校长郭沫若,最先向中科院倡议创办中国科大并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给我们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指导我们小火箭研发的钱学森,给我们讲授《边界层理论》课的郭永怀,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的严济慈、钱临照,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的吴文俊,以及众多为我们讲授专题课的年轻有为的中科院力学所的中青年老师们。他们卓有成效的办学、教育和教学工作,给了我们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的自信和功力。下一件事接踵而来。

谢绝美方挽留坚持回祖国服务

一天午后,美方教授走过来坐在我身旁,对我说了一席话。这段话我记忆犹新,原文是:

“Mr.Zhang,You have done your work so well that I do hope you can stay here longer. You can stay here as long as possible, as long as you want!”这段话既直白,又不失含蓄:“张先生!您的工作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的确期望您能够尽久留。您可以尽可能长久地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并不需要再加思考即可回答。这涉及到我出国进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还是为了个人改换门庭、另辟他径,谋求所谓的“个人发展”?我从未打算过在发达国家找个好的工作机会,谋求个人和小家庭优厚的生活待遇。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培养、教育我们不容易,无论是经济上的投入,还是对我们的厚望,都不允许我们背离和背叛他们。派我们出来学习、进修提高,不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祖国的欠发达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近代饱受列强欺凌压迫、积贫积弱,但坚强地站起来、艰辛地养育了我们的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日子吗?

我不会忘记,1963年7月2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时的谆谆教导。他说:“你们要倍加珍惜你们得到的学习机会。要知道,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只占同龄人的1.5%。你们在校学习的同时,全国有多少与你们同龄的人在做工,在种田。”那次报告他讲的核心内容是,让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进一步在德、智、体等诸方面打好基本功。他的话,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党和亿万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心声。现在考验来了,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怎样做还不清楚吗?

我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他对我工作的认同与器重。同时也清楚地向他表明,我要回祖国服务。

我最初的出国计划期限是两年。两年后,在美方教授的恳切要求下,在征得本单位和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的同意后,我比原计划时间延长了近8个月,于1987年8月11日离美回国。

回到祖国这片热土后,我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奉献自己所学和智慧,以创造、创新、弘扬正能量的实际行动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本文发表于《留学生》2019年11月下

该文在欧美同学会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征文获奖名单刊登在《留学生》杂志2019年11月上封面内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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