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体、中医、西医，这些词汇在出发点上就有问题，人类文明的交替发展和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新发展是地球文明发展的历程，在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上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人类是可以迁徙的动物，人类作为同一个生物物种是存在民族间通婚和文化传播的显著现象。

具体到文化与科学 - 中医严格应称为中国传统医学，科学没有国界，从整个地球时间表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大的划分是：埃及-巴比伦时期（神权-原始宗教），轴心文化时代，欧洲中世纪千年（神权）和中国君权文明，近现代工业或民权文明（地理大发现之后），民权对君权是进步，君权对神权是进步，然而，后一代文明是以人类前一代文明实践为基础或借鉴与学习了前一代文明之后建立起来（这一个关键点一直没有学者去好好研究 - 在我的博文中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现代来说，美国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几百年的文明实践基础上，而且美国人也首先是来自欧洲移民，因而可以在欧洲最新的文明成果上建立最现代的文明模式，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在古代君权文明（官僚体制）的背景下向现代文明（民权和法制）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又经历了苏联模式（其本身也是向西欧学习的过程），然后再是美国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从终身制前进到限任制，之后必然是选举的改革 - 比如，可能首先是在区县级首长（区县长）上实施选举试点，同时，也可能在经济上从计划（行政）经济逐渐走向市场体制，大学教育、社区宗教的自主性也会逐渐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和体制、企业创新机制等都可能逐渐得到改革，在中国可能是渐进式发展，这显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的移民国家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向苏联那样的欧洲国家走的模式，日本模式也许更多来自战后美国的直接干预。

我是坚信 - 既然在古代一千年的君权文明比同期的欧洲中世纪在科技、文艺、管理和经济上都先进和更具有创造力，那么未来同样中国人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也许比美国更先进的文明模式和社会体制，原因是一个民族只要善于学习勇于学习就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如果《货币战争》的观点确实，那么美国可能想建的是民权国家，但实际仍是商权国家（资本和金本位），欧洲几百年从东印度公司开始走的是商权国家，也就是说欧洲从神权转向商权，中国近代从晚清变法维新、民国孙中山（美国模式）要走的是从君权转向商权，新中国要走的是从君权（官僚本位）转向民权，经历改革开放（商业和资本发展）之后能否在美国的基础或尝试（美国建国者的民权思想）上转型到民权社会？或者是商权（资本本位）？这就有待于未来30年的现代化转型如何进行了。

可以简单地看：欧洲文艺复兴（实质上是“重生”-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复古）是人类轴心时代文化（希腊、波斯-犹太教、印度-佛教、华夏文化奠基时期）的复兴或重新诠释，建立的是从中世纪神权向商权（在东方君权文明的基础上-典型地是政教分离模式）转型，中国从君权向民权（国有银行发行货币）转型的文化基础可能会大于向商权（资本社会-私有银行控制货币发行），这就要看未来30年的金融体制如何发展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显然是分析（分解还原）传统转向系统传统（分析与综合的结合模式），在21世纪更可能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管理学（中国文化在这上可能会很有贡献）上的变革，从工业上看走向生物工业（物理-化学-生物整合模式）或生态化工业（中国的有机思维可能会有贡献），同时美国在德国的工业大学基础上发展了爱迪生、贝尔等工业实验室模式，中国的科技园规划如果在未来30年内建立良好的创业、孵化、产业化的使科学、工程研究机构与创业企业的技术开发衔接的机制，有可能在未来30年的新技术与新产业革命中得到一个经济创新发展的优势。

总之，这一切需要一批有志于改革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努力。近现代化中短暂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柏拉图理想国和哲学王（希腊传统-不是中国传统）以及偶像崇拜（印度传统-不是佛教原旨-禅宗最能说明这点）的影响，欧洲宗教改革是从政教合一的柏拉图理念论转型到亚里士多德经验论的思想诠释。

（5月19-20日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