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湖北中医药大学校长吕文亮学弟（现已卸任）要我写一篇怀念陈伯庄（1921-1991）老师的文章，一是学校要为老一辈教师留下一些文字，二是梳理一下他们的学术成绩。我虽然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生之一，但对他的生平并不熟悉，希望他的子女能够提供一些资料。没想到，此事竟然拖延未果。

最近得闲，突然发现自己对老师还有很大的愧欠，掩藏在那些尘封的往事之中。刚查阅《中国知网》，找到了老师当年的文章，多数发表在《湖北中医杂志》，如“叶天士‘养阴胃’理论机制探讨”（1981年8月），“漫话伏暑”（1983年3月），“产后伤寒和营卫大虚医案”（1986年5月），“略论中医输气与肺胃的紧密关系”（1988年10月），“寒温必须汇通说”（1989年5月）；另外在《新中医》发表2篇，一是“略论仲景四方在温病临床之应用”（1983年11月），二是“叶天士的‘养胃阴’理论机制探讨”（1982年5月）。

搜索介绍老师的文章有两篇，一是郝印卿发表于《山西中医》的“陈伯庄先生《温病会讲录》”，（1995年第3-4期连载），一是周金林等发表于《湖北中医杂志》的“名医陈伯庄”（2009年第6期）。惭愧的是，既不是他的弟子所写，也不是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所为。

老师的尴尬情景，据说与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有关，他有时候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说着说着，就手舞足蹈起来：惟楚有才，才在黄梅；黄梅之才，唯陈伯庄是也。我因此内心有些嘀咕，虽然并不知道他曾经受了怎样的刺激。

但是，分配到山西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的郝印卿学兄比我们成熟许多。他是1978级《伤寒论》研究生，竟然将老师的“《温病学》学术讲座”笔记整理成一篇长文连载发表，可见他当年印象之深刻。他回忆说，老师在讲演中，结合自己数十年读书心得和临证体验，劈肌分理地纵论温病学派诸大家的学术精要与不足，诸如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三法鼎立、五条大纲等靡不一一胪述。让颇有学力的学兄如拨云雾而睹青天，获得春风雨露之恩。时至今日，我读学兄之文方有所感悟，从而唾弃当年之肤浅。

老师系湖北黄梅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因为继承家学，15岁即从汉口第一男中辍学，随父专攻歧黄之术，尽得其传。悬壶后以擅治温病饮誉于乡里，成为黄梅当代名医。1956年，他奉调至湖北中医进修学校任教（1959年改建为湖北省中医学院），老师一直从事温病学教学和临床医疗，直至仙逝。

老师那一代中医人，处在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病大显身手的时代。青霉素刚刚诞生尚未普及，抗病毒药物更是闻所未闻，而战乱、灾情之下，传染病频作，他们救治了大量病患，也获得了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当然，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因而不同时代的人会面临不同的时代使命。

1985年，我到基层工作两年之后，和阎清海、桂裕江一起，考上老师的第二届研究生。他的首届研究生是杨勤建师兄，第三届研究生是刘成海学弟，第四届研究生是徐刚学弟（我大学的同座）。我们这一代温病医生，经历了抗生素大显神通、抗病毒药物层出不穷的变换过程，个人身份也由一线中医退为二线中医甚至沦为抗生素医生、抗病毒医生的尴尬境地。因此，不可能有老师当年的历练。记得1982年，老师跟我们讲解本科课程《温病学》文献时，绘声绘色地描述“人中黄”的制作、应用体会，大家又岂能理解缺乏特效药时代的先辈们，为了追求临床疗效的孜孜以求。

那时候的研究生，因为导师本身不会申请科研项目，毕业论文主要是文献研究，但我们不满足于此。桂裕江为了做临床课题，自己联系到钟祥县人民医院去观察出血热患者，最终因为有限的中医药干预，而不得不回到学校来面向对文献课题。我也异想天开地想申报一项实验课题“蒲辅周辨治乙脑经验的实验研究”，试图观察湿热、暑热环境对乙脑病毒毒力的影响，以及清泄暑热和清利湿热对病毒和炎症的不同干预作用。然而，既没有实验室工作经历，也缺乏科研设计的基本素养，作为科研处长的徐木林老师虽然比较支持，终究由于那时中医院校根本就没有申报这种项目的工作基础，不得不沦为画饼。

失败之后，我只好回到老祖宗的文献中，老老实实地跟随陈老师来挖掘故纸堆。当时，老师住在水果湖高知楼，我们多次前往他的家里，接受老师的辅导。开始，我想选“温病学史”作为毕业论文，他非常支持并辅导我读了一些历代医家的著作。我的笔头子比较快，也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但在开题时，被时任教研室主任的张腊荣老师否掉，原因是温病气分证是证治关键，深度挖掘很有必要。虽然，我不得不接受张老师布置的研究方向，但对于论文开题被否掉，也是非常懊恼的。

研究生3年，我是个活跃分子，做过研究生会、现代中医研究会学术部长，每年发表文章20篇左右（本科时期发表了6篇），大家也把我当笔杆子看待。那时候，发表文章是有稿费的，我的很大动力是换取稿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为了准备“温病学史”的开题报告，我先后发表的文章有“吴又可的戾气学说的学术价值”[中医药学报，1983（1）：20-22]“浅析《脾胃论》遣药制方特点”[湖北中医杂志，1986（3）：4-6]“《黄帝内经》外感病概念辨析”[陕西中医，1987（4）：161-163]“评郭雍与陆九芝论‘伤寒有五’”[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11）：41-42]“庞安时对《伤寒论》证治的补充和发挥”[湖北中医杂志，1987（6）：39-40]“试论《伤寒例》对温病学的孕育作用”[江苏中医，1988（1）：31-32]“医道繁 贵乎“辨”——试析朱肱研究《伤寒论》的特点”[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1）：40-41]“《温病明理》贬叶排吴的功过得失——兼与柴中元同志商榷”[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8（1）：25-26]“发热证治的中医特色”[湖北中医杂志，1988（3）：9-10+6]“漫话“痢疾”的命名”[中医函授通讯，1988（6）：35]“杂气学说能够发展成现代微生物学吗”[医学与哲学，1989（3）：27-29]“医学新观念的播种者——论吴又可和王清任”[中医研究，1989（03）：3-5] “宋代’伤寒补亡’与温病学的产生”[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6）：41-43]“温病概念之历史演变”[中医研究，1991（03）：7-9]。

后来，我把毕业论文也分解成两篇发表，一是“论温病的气分病变”[新中医，1988（12）：1-3]，一是“论温病气分证的多途径治疗”[湖北中医杂志，1990（3）：32-34]。我那时年轻气盛，用“张狂”二字描述毫不为过。自以为能写是自己的能耐，全然不把两位老师的心血付出放在心上，不仅系列文章没有致谢，甚至发表毕业论文也没提到老师的指导。如今回想起来，这不仅说明自己连起码的感恩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师道尊严的敬畏。记得开题报告前，张老师警告我：“你要时刻记住，你只是一个‘生’。”但我当时仍然置若罔闻，相当自以为是。好在两位老师并不与我一般见识，积极安排答辩并与答辩老师沟通，让我顺利过关。这跟赵洪钧老师35年后才获得学位证书，存在天壤之别。

后来，随着年事渐高，我对张腊荣老师的愧欠已有所弥补，但陈伯庄老师早于1991年过世，成为我终生的自责和遗憾。今日，面临窗外的石芽岭秋色，我向天祈祷：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烦恼，祝愿老师永远安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