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法直接看到自己的脸。借助镜子不仅可以发现脸上的污垢和缺陷，还能看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人是鬼，照妖镜前原形立现。有人形容心理咨询师如同一面镜子，可以让来访者看到自己心理上的问题。但以镜鉴人，首先镜子自身须平整光洁，否则像照哈哈镜一样，难免变形失真。不仅难以鉴人，反而可能误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盲点和情感脆弱之处，这些“心理之镜”上的尘埃和变形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无关大碍。但对心理咨询师而言，他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心理之镜”平整光洁。除了必要的专业培训之外，自身的心理素质、人生阅历和健康的人生价值观都是必要的职业素养。此外，在心理咨询业内，还建立了一套督导制度。通常由经验丰富的上级咨询师对下级咨询师进行督导，或同级咨询师之间相互督导。有人称督导师为心理咨询师的“第三只眼睛”，他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清醒客观地看待分析问题。

刘兰是一位接受过我督导的初级心理咨询师。她刚从师范毕业不久，主修的是教育心理学，现在一所中学教生物课。她想在学生心理辅导方面开展一些工作，以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于是她向校领导主动请缨，建立学生心理辅导站（注：我国中、小学校建立心理辅导站在上世纪90年代是比较前卫的工作。学校普及心理辅导是2000年后的事）。她的请求很快得到学校领导的积极支持。她给心理辅导站起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知心小屋。刘老师信心满满，一心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好让学校领导对她刮目相看。可偏偏她辅导的第一个学生就出了问题，使得她懊恼不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小丽是学校高二学生，这学期来心情一直不好，听说学校分来了一个专门学心理的老师，并在学校建了个心理辅导站，于是她找到了刘老师，敞开心扉地向刘老师诉说了自己的糟糕心情。

小丽：“我觉得班上的同学都在议论我。”

刘老师：“为什么？”

小丽：“他们嫉妒我。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课堂上老师经常点我起来回答问题，他们就攻击我，说我爱出风头。开始就几个女同学这样子。后来她们把男生也串通起来议论我。每次我走进教室时就看见他们在交头接耳地说话，可当我走近时他们就不说了，显得神秘兮兮的，搞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坐在前排，总感到他们在后面盯着我看，让我感到背如芒刺，浑身不自在。再这样下去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刘老师，我该怎么办啊！”

刘老师第一次被人用如此殷切的目光所期盼，顿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帮助小丽走出这个的困境。她先极力安慰小丽，教小丽一些转移注意力，不去在意别人议论的方法。小丽在得到刘老师的耐心疏导后，心情放松了许多，高兴地回家了。

第二天，刘老师来到小丽班级向同学们了解情况，希望帮助小丽疏通与同学之间紧张的关系。可班上同学都否认议论和嘲笑过小丽，只是答应以后多关心和帮助小丽。

放学后，刘老师正在为她跟同学们的谈话感到得意之时，小丽突然含着眼泪跑进办公室。刘老师赶紧迎上去问：“怎么了，小丽？”

“你跟他们谈话后，他们都知道了我的事，嘲笑得更加厉害了。我没法再在这个班上待下去了。”小丽一边说一边失声痛哭起来。

不论刘老师怎样极力安慰小丽，都无法让小丽平静下来，无奈之下，只好拨通了小丽家里的电话，请她父母一起来劝导她。

刘老师向我介绍了案例的情况后说：“我是真心想帮助小丽，却反而把事情搞糟了，可我不知道哪里做错了。王老师，您能给我一些指导吗？”

“你给小丽的心理辅导工作做得很好！小丽的确需一位向你这样热心的老师帮助她走出困境。你只是在具体操作上忽略了心理咨询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要时刻注意替来访者保密。你无意中将她的隐私暴露了，让她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心理咨询中将这种由咨询师的不恰当言行造成的伤害称为‘二次伤害’。它是破坏咨询师和来访者信任关系的无形杀手。”我解释道。

“难道我不应该去找同学们核实一下情况吗？如果情况真如小丽所言，我当然要出面干预了。”刘老师辩护道。

“你把心理咨询师和班主任的职责混淆了。心理咨询师对小丽的帮助只能限定在分析问题、安抚情绪、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而不能亲自出马去替小丽解决问题。”我说。

“可是小丽明显是应付不了了才来找我的呀！”刘老师不解地抗辩道。

“如果你认为小丽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她自己无法应对，可以建议她找班主任，或回家告诉父母。假如你觉得她可能有冲动、自杀的危险，则须在第一时间联系她的监护人。心理咨询师不能直接介入来访者的现实生活，这也是心理咨询的重要原则。”我说。

刘老师好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愧疚地说：“没想到我会给小丽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

“对小丽来讲，学习压力过大，加上性格上的自我封闭可能是造成她心理问题的真正原因。你的做法看上去是给小丽造成一些困扰，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通过这件事，或许可以使她体验到开放自己的并不是件那么可怕的事。因此你不必过分自责。但是，小丽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她反映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称之为‘被害妄想’之类精神症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的问题就超出了心理咨询师的职能范围，必须看精神科才行。”我说道。

第二天，刘老师带小丽和她父母一起过来。我对小丽进行了系统的精神检查，发小丽存在幻听、被害妄想等多种精神症状，属于精神分裂症的初期阶段。由于发现及时，经过药物治疗后，小丽的症状很快得到控制，情绪恢复正常。

这是1995年的案例。今天把它整理出来是因为它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根据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只能咨询心理问题，不得从事精神障碍的诊疗。我国心理咨询师大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精神医学知识培训，不具备精神障碍的诊疗能力。但他们处于精神科的前哨，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刚刚起病，但症状尚不突出的病人。那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识别来访者的精神疾病呢？让他们接受系统的精神医学培训似乎不现实；可是如果不培训，肯定无法避免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发生。

当年代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假设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当今，说不定家长会将刘老师告上法庭。如果家长认定孩子的精神障碍是刘老师的工作失误所致，刘老师要想在法庭上厘清自己的责任并非易事。此事细想起来，真还不免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