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两不误的优秀科学家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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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担任校长、院长甚至部长的科学家是否仍能兼顾科研工作，一直以来争议不断，而且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是见仁见智。在现实中，我与很多坚持兼顾科研工作并继续作出重要科学贡献的学者型行政官员打过交道，我认为他们在行政和科研中都十分出色，确实做到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两不误，在他们身上我甚至看不出两者间的矛盾。
刚刚获推荐为候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的现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Paul Nurse爵士，就是行政科研双肩挑的杰出学者。他在处理繁重校政的同时，仍保留14人左右的实验室，在细胞周期的研究中继续连续发表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论文。两年前我与他在餐桌上深入交谈过，十分佩服他对文献的充分掌握及对研究动态和领域内重大问题的精辟见解。我相信，他比当今中国相当一批并未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却已脱离第一线实际科研工作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研究生导师还要称职得多。如果因为出任行政工作而让他离开科研，实在太可惜，不仅白白浪费他的出众才华，也对人类科学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刚出版的科学杂志以及他的前任，也认为像他这样能把时间分配和掌握得特别好的人，可以接受继续保留并指导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组的重大挑战，并胜任愉快（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28/5978/560-b）。实际上，我接触过的另外两位洛克菲勒大学前校长David Baltimore和Arnold Levine，也是在担任校长期间同时在科学上有所贡献的优秀学者。因此，担任校长后并不是一定要远离实验室和解散研究组的。即使出任美国能源部长的朱棣文，也没有完全离开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当然，也有些出类拔萃的学者因出任行政职务而解散自己实验室，甚至从此不再拥有实验室的。与Paul Nurse一起获得诺奖的现任西雅图Fred Hutchinson肿瘤研究中心主任Lee Hartwell、过去研究中心体的前美国科学院院长现任科学杂志主编Bruce Alberts以及RNAi领域的先驱、今年二月刚刚卸任的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长Ron Plasterk就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对这些为单位的科研管理事业或国家科教发展忍痛割爱牺牲小我放弃自己研究兴趣的学者，我同样怀有崇高的敬意。
类似于Paul出任英国科学院院长但实验室却留在美国，我国许多行政官员也是在不同的单位当官或做学问。例如南开校长实验室留在生物物理所、北大院长实验室留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而同济校长实验室留在生化细胞所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超脱，不必在当官的单位参与资源的争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角色冲突。类似的例子还有我校徐校长，作为医学遗传学家他对研究组的指导主要是理论性的。他的研究组留在多伦多大学，他常常在晚间才通过视像会议与加拿大同事讨论科研工作。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是在不影响执行校长职务的大前提下将科研作为自己的兴趣和自留地来耕耘的。我认为，这是出自于对科学的热爱的高尚行为。
其实，学者批评最多或最不愿见到的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身为校长的学者因为校长的地位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并因此挤占单位内其他同事的资源和机会。第二，身为校长的官员因校务繁忙已无法兼顾研究工作，但仍做徒有虚名的科学家，因此误人子弟或利用校长的地位剥削其他学者。第三，身为校长的学者，借校长的地位打击不同观点、不同阵营或不同学科的同事。第四，身为校长甚至部长的学者因继续从事科研而影响校政、部务或所主持机构的利益。只要不属于这几种情况，我认为不应禁止官员继续从事原专业的科研工作。从政后，学者已注定不可能与未从政时一样，全身心投入科研。可以说，他们已作出很大的牺牲。官员在工余时间保持自己的研究兴趣，并确实负担导师的责任，或在助手同意和支持下得到其合作，继续经营自己的实验室，这些都无可厚非，甚至应该说是利大于弊的。官员如果能够兼顾一点研究工作，实际上甚至对于他们主管的校政和部务有所帮助。多年以前，中国肿瘤病毒及艾滋病毒研究的先驱、前中国预防医科院院长对我说过，校长院长只是一时，学术才是永远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前两年我也听过现任卫生部长的学术讲演，我认为他作为科学家是完全称职的，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出任部长就一定要放弃学术工作。综上所述，虽然我自己不从政也不愿为行政工作放弃甚至削弱对科研工作的投入，我十分敬佩并支持能够坚持行政学术两不误的优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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