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进入到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西部高原区域，都可以看到耸立于高原之巅的座座雪山， 既是令人观赏的壮丽景观，也是大自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多数雪山都是当地宗教信仰中神圣、圣洁的象征。前不久在云南一睹了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梅里雪山，就是一座被藏传佛教供奉的神山。

久闻梅里雪山的“圣名”，印象中总带有几分神奇，这大概是源于2008年在广西时与陈章良先生的一次谈话。陈是位名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一项青年科学家奖。回国后很受关注，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等，后来调任广西任自治区工作，现已回到北京。

陈章良很健谈，讲话也挺风趣，他是学生物的，记得在一起吃饭时我就问他抽烟喝酒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他想了想后冒出一句：“抽烟伤肺，喝酒伤肝，若不抽不喝，则要伤心。”他对气象问题似也不陌生，记得讲到他小时候在福建沿海生活，常遇到台风侵袭，那里有许多“寡妇村”，男人都是出海捕捞时因遇到台风而没有回来。但留下印象较深的还是有关登山的话题，这与陈的个人爱好有关。

陈曾很喜欢登山，常与国家登山队一起参加些活动，登上过一些不是很高也不算低的山峰。据他介绍，如果是登5000米以下的山，就只能叫爬山，若高于5000米，才能叫登山。而登山的成败往往受到当时气象条件的影响，关系密切。

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谈到的几个北大学生曾尝试登珠穆朗玛峰的情景，几位学生都不幸遇难，经历很凄惨。重要原因还是缺乏足够的气象信息，登山途中遇到了突发雪崩。当时崩塌下来的雪块并不是一次性压下来，而是一次又一次随狂风落下，不断压在学生的身上。开始学生还能从雪中向外爬，后来雪块不断压下，他们的身子最终很难再移动了，只能用手将雪向四周推，并用手将身子向上撑，直到最后再也动不了了。

后来找到他们的遗体时，每个人都将一只戴手表的手伸向最高处。陈说，这些孩子家里都很穷，可能是想把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留给家人。我无法断定他的分析结论是否准确，但这并不重要，相比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手表又能算什么呢？不知该怪学校还是怪他们自己，学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又该如何向他们的家人交待呢？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当时听了陈的这段描述，很为这些孩子心痛，也感到心情很压抑，仿佛那些孩子在冰雪中挣扎的情景总是浮在眼前，挥之不去。

谈到梅里雪山，陈章良讲了一段关于中日联合登山的往事。梅里雪山在在诸多雪山中并不算很高，平均6000多米，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达6740米，是云南的第一高峰。但梅里雪山的气象条件非常复杂，不少登山队或个人都曾试图去那里登顶，死伤多人，无一成功。

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精心策划后准备向雪山发起冲击。准备冲顶的前一天，1月3日，中方队员6人，日方队员11人在5100米营地做好了准备，晚上还与外界保持着联系，队员们都很有信心。但第二天凌晨联系中断，指挥部预感出事了，马上组织人去搜救，当直升飞机在队员们营地上空盘旋时，看到的仅是茫茫冰雪，整个登山队全军覆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有队员都长眠在了卡瓦格博。部分遗体于数年后被放牧的藏民在主峰另一侧发现。1996年后，国家明令禁止，不再允许任何人攀登梅里雪山。

当真的走近梅里雪山时，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以卡瓦格博为首的诸座雪山交错排开，甚是壮观，凌冽的寒风，圣洁的冰雪，涌动的白云，湛蓝的天空，阳光下辉映着高悬的明月，薄雾里飘动着五彩的经幡，在横断山系的群山环绕中，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令人惊奇、留恋、向往、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