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佑是我本家的哥哥。我们是一个曾祖父的重孙子。我的祖父当年在外面做事发了点儿财，自然把一些钱寄回老家，让他哥哥帮助置办些田产。在这个过程中，我爷爷的这个哥哥就跟着沾了光。据说他也是富得流油。烧包到用洋钱洗脚的地步！这就是那时土财主的做派。可是这位老先生唯一不得志的地方就是没有儿子，丫头倒是有七个。就是没有儿子！所以他一看，既然如此，作吧。于是就脚丫子搓袁大头，因为他认为有再多的钱也没用。没人继承啊！他对女儿们也不好，女儿也对她不好。都盼他早早死掉。据说他的小女儿还专门做了顶孝帽子，在他老先生面前晃来晃去，口中念念有词：“爸爸耶，你看我这样好看不？给你出殡我就这样了啊！”这孩子有时也是，干嘛跟老先生那么过不去呢？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先生突然老来得子。这家伙老爷子一下子来精神了，也不再作了。好好过日子。但毕竟还是年纪太大了，没等到孩子成人，就变成相片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堂哥刘天佑。刘天佑据说也是天资聪慧，49年后岁数也不大。自幼失怙，由母亲拉扯成长。小孩子家，最怕的是小的时候没有严格的家教。没有严父，母亲肯定会对他百依百顺。我想就是他父亲在世，也拿他没辙。刘天佑似乎就是属于缺乏家教的那种孩子。聪明的孩子可以朝二个方向发展。走上正道，则前途无量；走上邪路，则贻害四方。可惜我这位堂哥就走上了邪路。终于成了小偷。十七八岁的时候被关了起来。经过改造，出来后就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劳改农场不属于农民，而是拿工资的。他就在劳改农场与另外一个“女贼”成家了。还生了二个孩子。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劳改农场也不留他们了。把他们遣散。刘天佑夫妇自然也就回到了卑家店老家，当了农民。那时他也就是三十出头的样子吧。卑家店大姓是刘家。我们本应留在卑家店刘家，可当时人家不要我们。万福庄把我们抓阄弄来了，我们就在万福庄落户。刘天佑回到卑家店后一打听，还有个老叔也在当地。有一天就主动找到我家，都姓刘，我父亲对以前的事情略知一二。就算是叔侄相认了吧。他家离我家有二三里地，我们并不长来往。了不起我们到卑家店赶集时到他那里去一趟喝口水什么的。我从未记得在他家吃过一顿饭。他家的房子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大院子，正房厢房都有。比我们家强多了。看来当年他父亲还是给他留了点儿家底。

老家人多地少，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我家当年不清楚什么叫粮食不够吃。去的当年，生产队就把一年的口粮分给了我们。谁知道怎么回事，那就吃吧。干农活吃饭就是香，恰逢我们兄弟几人都是长身体的年龄。粮食一家伙就告急了。眼瞅着不够吃，我父亲只好把祖母和小弟弟送到沈阳大姑家。我们就四个人吃六个人的粮食。可那也有些不好办，我当时也忘记了，是怎样挨过第一个春荒的。好像是我父亲到黑市买来的玉米，这样才度过头一个春荒。第二年就有些经验了，平时要省着吃，不能老吃“好的”，白面、玉米等主粮尽量节省。多喝粥和吃红薯。直到现在我对红薯还是没有好感！就是那时候吃伤了。

转过年来，又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家的粮食大概还有那么几十斤玉米的样子。心里还想，如果省着过，兴许能挨到麦子下来。我母亲正在盘算怎么过日子呢。有一天凌晨，就听见我家窗前有人在轻声叫我父亲。大清早的，谁呀。父亲开门一看是刘天佑站在门口。他和父亲讲：“老叔，我家没粮食了。这日子怎么过啊。您能给我点儿粮食吗？等麦子下来，我再还您。”说完，刘天佑还抹起眼泪来了。让我父亲怎么办？说不吧，刘天佑家有四张嘴，说给吧，我家也有四张嘴。不好办啊。回到屋里就和母亲商议怎么办。母亲还算通情达理，说既然如此，就给他吧。于是，我们就把家里的粮食分了一半给他。心想让他家也度过春荒。同是天下沦落人，又都姓刘，没出五服，互相帮衬，也在情理。刘天佑拿到了粮食千恩万谢，走了。从那以后，他偶尔也来万福庄看我们一下。大家相安无事。

可后来我母亲突然发现家里少东西了。我母亲有四把从青岛带来的不锈钢调羹。她对这几把调羹看得格外重。她告诉我那还是49年前，她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做义工时的纪念品。勺柄上刻有USA的字样。这几把调羹一直跟着她，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这次又随她来到万福庄。可怎么只剩下三把了呢？家里到处找也未找见。母亲很沮丧，我父亲还直宽慰她。不过有一次我们又到卑家店赶集，到刘天佑家去了一趟，家里没人。可是母亲却发现她的那把调羹躺在刘天佑家的院子的石桌上。我母亲上前，拿起那把调羹，头也没回就走了。从此，刘天佑就不再属于受我母亲欢迎的人了。看来，一个人的秉性还是很难改变的！我也为我这位堂哥感到脸红。

前年回乡，也打听过他的消息，据说他在林西开了家小餐馆。掐指算来，他怎么也得有七十多岁的样子了。怎么看待过去呢？我不好说，反正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算了吧。不过，我也没有去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