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以为“驻京办”和“跑部钱进”是中国特有的，其实不然。本文要介绍的就是美国的“驻DC办”，也就是“驻华盛顿D.C.办”，英文叫“Washington office”或者“Washington center”，其主要职责竟然也包括“跑部钱进”。

中国的驻京办从唐宋时期即已有之，几起几落，传承至今，据说各级政府、企业、高校驻京办曾超过1万家。驻京办不仅迎来送往，获取部委动态、内部信息，最关键的还是“跑部钱进”的桥头堡，所以受到民众的一致诟病。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撤销县区级驻京办事机构625家。与此同时，媒体又把各大学的驻京办揪出来曝光，老百姓一片哗然，原来高等学府也“跑部钱进”啊？！有学者指称，大学设立驻京办的根源在于高校行政化、官本位，唯有改变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回归以学者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本位才能彻底治理这些顽疾。那么，美国的大学应该没有行政化、官本位，他们会怎样呢？

去年，我接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驻DC办”人员。他们对自己职能的介绍，听起来高端大气，毫无遮掩。请看该“驻DC办”在网页上的介绍：

ASU华盛顿中心扩大我校在国家层面对话中的声音，为我们的模范学生提供独特、重要的受教育机会，为我们世界级的教研人员（faculty）发挥学术专长提供支持，并扩展我校参与关键性研究的机会，以期为世界带来改变。

本中心旨在为国家政策制定者、意见领袖和ASU学生、教职工的高水平交流提供资源和场所，体现着ASU的愿景，即与政府和公共机构、私营组织、非政府实体的创新伙伴关系最大化，作为应对教育、健康、经济发展、环境、社会公正和许多其他方面所面临紧迫挑战的一部分。本中心是ASU在新知识和转化成果的创造和应用方面发挥其学术和发现上的优势所采取战略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对以上译文不满意者请直接上网页：https://washingtoncenter.asu.edu/

我说它“高端大气”，不仅是指其自我介绍冠冕堂皇，还指其飘扬着国旗校旗的办公场所。ASU“驻DC办”人员谦虚地说，我们的办事处是较小的，像某著名大学的华盛顿中心则是一幢8层大楼。

                                                          ASU驻DC办

 博主在网上还搜出其他大学“驻DC办”网页，譬如麻省理工学院 (http://dc.mit.edu/)，加州大学 (http://www.ucdc.edu)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http://webapps.jhu.edu/jhuniverse/information_about_hopkins/campuses/washington_dc_center_1717/)，供读者浏览。其中，麻省理工学院介绍其“驻DC办”成立于1991年，作为校长办公室的一部分，除了在华盛顿和学校之间沟通信息以外，主要职能在于为校区专家与国会、政府部门、联邦机构、全国性组织之间牵线搭桥。

牵线搭桥就是“跑部钱进”的一部分。我问ASU“驻DC办”人员他们日常干些什么，他们的回答直截了当：接触国会职员、议员，政府机构、基金会官员，交朋友，获取信息，推动立项。他的介绍从该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以及一线教授那里得到了印证。

美国财政来源的科研经费需要由国会批准预算，国会有科学委员会，下设许多分委员会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以在华盛顿“跑部钱进”要搞定国会这一关。教授向学校主管部门提出立项动议，主管公关的校长指令“驻DC办”联系国会职员、议员，或者通过政府部门向国会提出立案请求。有一些是“驻DC办”职员直接建立的关系，更多情况下要聘请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进行牵线搭桥。这些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针对某一类科技项目（譬如能源、环境、健康、国土安全等等，还可分得很细）与政府部门、国会科学委员会、议员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为大学、企业公关提供中介服务。有一些咨询公司就是由政府离职、退休人员开办或加盟的。大学有专门的经费用于支付这些中介机构把案子搞定。在国会一般找到两名议员提案，在科学委员会听证、立案。参与听证的有国会聘请的专家，也有跑项目的大学找来的人。待国会批准预算，能源部、农业部、基金会等就可以立项、发布指南。跑项目的学校在指南发布前已经在国内组织好团队，写好申请书，等指南发布再修改修改，从容递上去；而其他学校还在揣摩指南意图，拉人马，组织写本子。谁上谁下，结果可知。当然，指南出来后，申请和竞争过程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

最近还了解到，其实美国所有大学和大企业在华盛顿都设有办事处，而花钱请中介推项目、要政策竟是法律框架内所许可的。看来，人真的要到四十岁以后才能“不惑”，才能对事物形成较全面的认识。或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只是我们通常没有足够的了解。我现在的看法是，无论东西方，只靠法律维持公正是不够的；对于中国的事情，简单地把不良现象归咎于体制上尚不健全之处也是不够的。中国有一些问题应该怎样治理，或者怎样向好的方向引导，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思考。

二十年前，我奔美国做博后，在那里度过整整5年的美好时光，自我感觉悟出了西方科学的真谛，是我一生最可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现在阅历丰富了一些，看到美国也有它的另一面，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美国科技和教育的总体看法。所以，下一次写博文，我会介绍点美国大学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以找回那份来自学术殿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