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探访两位年轻教授的实验室，得知他们一直亲手做实验，取得了重要成果，不禁在内心为他们喝彩。其实，当年我在MSU-DOE PRL（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能源部植物研究实验室）做博后的时候，老板Peter Wolk已经60多岁也仍然每天做实验。一周前，通过视频参加美国的蓝藻生物学研讨会，这次会议主场就是在PRL，会上有一个环节是“Honoring Peter Wolk”，我的发言还提到当年跟Peter一边做实验一边聊天他纠正我英文的往事。

我把Peter叫“老板”，其实他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者。前几年，有媒体批判研究生和博士后称导师为“老板”，我直白地说，这真是一个隔行如隔山的莫大的误会，因为这只是理科生们在非正式场合谈起导师的一个称呼而已。我在PRL的时候，不止是Peter，还有其他实验室的老板也做实验。记得在另一个实验室，有两名研究生为论文排名闹不高兴，撂挑子不做实验，结果老板亲自动手替他们补充了关键的数据，才使得那篇论文得以发表。

放下对“老板”的误会不说，我想议论一下，什么情况下导师会亲自动手做实验？

第一种是把做实验当爱好。我的老板Peter Wolk就是一个不做实验难受的人。他天天做实验，居然还当过几年PRL的主任。他当主任时曾经批评对面实验室的女教授，说人家这么年轻就不亲自做实验，惹得人家不高兴。如今Peter早已退休，八十多岁的人了，竟然向新来的年轻教授借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台，骑车去学校做实验。我的学生的学生去这家实验室做博后，认识这么一个爱做实验的老头，聊起来发现竟然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当年我离开MSU的时候，Peter就对我说过：“我90 岁的时候，你要什么菌株，我仍然会从冰箱接出来寄给你！”

第二种是年轻教授在实验室建立初期的时候。我提到的那两位年轻教授，就是还处在实验室不大、学生不多的阶段。 他们自己是能力很强的人，对学生的水平和进度不满意，直言不如自己动手干。想当年，我刚建立实验室的时候，同样是人手不够、内心焦虑，天天跟学生们一样做实验。后来，事务越来越多，实验不断被电话打断，学生们主动说，老师还是别做了，我们多干些。我也意识到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谋划实验和指导学生上。再后来启动经费用差不多了，更多的精力竟然是花在了写本子、找经费上。经费多了、学生也多了，更不可能自己做实验，只能每周带大家开会，讨论实验进展。

第三种是在探索新方向、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当一个实验室长期攻克的科学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新的兴趣或任务驱动下探索新的方向，导师亲自动手带领学生尝试新材料、试验新工具是自然而然的。在美欧，还有一些教绶利用学术度假的时机访问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学习新技术、新方法，之后回实验室带学生一起做。博主已多年不拿“枪”做实验，但近来探究一类大型淡水藻类的生殖发育问题，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实验材料，学生们甚至不认识这个类群的藻类，怎么办？俺老司机啥也不说了，撸起袖子亲自干。找来不同的种类，摸索养殖条件，天天盯着呵护着。学生不解地问，一天看那么多遍是干啥，多盯几眼就能长快点？老司机呵呵一声告诉学生：这就如同你们谈对象，你天天盯着想着，她才可能是你的；你爱管不管，她就跟你没关系了。

总结起来，导师做实验可能因其个人爱好，也可能是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实际上，学生多了、项目多了，大多数导师难以继续用双手做实验，但却是一直在用大脑做“实验”。我个人体会，在脑子里做实验，不仅是在听报告和讨论交流的时候，更是在孤独凝思、辗转反侧的时候，甚至在旅途劳顿和清晨的冥想之时。虽不能像学生一样每日在实验台旁奋战，但看见学生最想知道的就是有什么实验结果、遇到什么问题。从讨论实验方案到查看实验结果、询问实验细节，一步步推着研究往前走，一走就是十年二十年。是的，二十多年了，送走了70多位学生，我们一起努力弄清的就是那么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