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是很有历史渊源的学校，曾经创办浙大的校长竺可桢和任过校长的马寅初都是国内顶级的大学者和教育家；中山大学地环学院的前身是民国时期成立的“两广地质调查所”（1927-1952），著名的矿床学家谢家荣院士和朱家骅院士都是它的创始人之一，我的老师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遵仪院士在1939-1942期间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之后是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地洼学说创始人陈国达院士（1944-1952）任地质系主任，国内著名的地质大家如古生物学家孙云铸、乐森璕、斯行健，礦床學家冯景兰（也是我的老师）等院士都在地质系执过教。

以上应了原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一段话：“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和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这样充满了大师的学校里能培养出多少精英人才？！我们国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是大多都出在抗战期间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大吗？

对比一下现在，决定一个大学命运的党委书记、校长多半来自官员或双肩挑学者，很少有教育家，更别说那些凭假学历当上领导的下三癞“学人”。他们能以怎样的理念去办学呢？

在我报告的前面我还加了蔡元培校长的另一段话：“诸位须抱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的，不为做官；入商科的，不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这是对学生讲的，简单说学生应该为“求学而来”而不是为“功利而来”。现在考评教师和博士生的SCI标准，逼得学生千方百计地获取数据，於是“粉末地质”盛行了、拷贝他人成果的假论文出现了，为了一纸虚名连学习的宗旨都不要了。这就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在切入我讲学主题时我引用了李政道先生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讲演中提到的“信息≠理解”。90年代以来关于青藏高原隆升的年代学数据的信息可以说是海量的，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信息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什么是接近真理的信息呢？根据我实践的体验，那一定是不同学者、不同学科、不同方法，从微观到宏观却获得了同样的理解和认识，多种实践证实的信息才是接近的真理。

比如我对青藏高原两次快速隆升的认识和二十多年前Amano(1992)根据孟加拉湾海底扇岩芯重矿物组合分析得出的高喜马拉雅第一次抬升的时代15.2-7.5Ma（中新世中-晚期）；第二次抬升的时间为0.9Ma（早更新世晚期）基本一致；近年R.D. Müller （2007）根据印度洋最新磁条带的研究提出，印度板块N₂-Q期间以“猎豹”的速度（50mm/y)向欧亚大陆嵌入，这又和我提出的青藏高原最终形成于N₂-Q期间的快速隆升相吻合。

李政道先生在这次演说中还引用了杜甫的一句名言“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杜甫原来是个工程师，又名“杜工部”，他告诉我们必须快乐地去努力工作、追求真理，这样才能做出真成绩，而不要“用浮名绊此生”。我想对我们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这都是很好的示范和警示。

讲学完在和两个学校系领导班子餐叙时，了解到浙大、中山两个系都是30多名师，300多名学生和研究生，平均一个教师带4-5个研究生。两个系的学科带头人都应该算国内地学界的中青年精英，都承担着比较大的科研项目，我认为他们是两个少而精的团队，可以带出精兵，培养出尖子人才，比那些一个教授带40-50个研究生的院校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从讲学完学生的提问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生阅读国内外文献很多，思想很活跃。

我建议他们组成多学科的科研团队，注意培养年轻教师，尤其要关心、鼓励年轻教师上好第一节课。我自己1962年上《中国地质学》第一节实习课时，从板书、挂图到讲课内容我整整备了一整夜课，第二天上课时教室后排坐满了系、教研室主任，教学组的老教师和同组其他教师。当我顺利讲完后，立刻听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改进建议，这个场面我终生难忘，也是我一辈子讲好课的开头。所以教师讲好第一节课是他终生事业的开始，学校要抓好这个环节。

在谈到高年级综合性课程的安排时，我谈到我1960年大学五年级由杨森楠教授给我们讲授的《中国区域地质学》是200学时，讲了两学期，结果我21岁大学毕业后分到长春地质学院，让我开《中国油田地质学》，我一点也没有费劲就讲下来了。主管教学的系领导面有难色，两个学校，这门相当“总装车间”的综合性专业课基本没开，如果有也不会超过30学时。原来近20年来在“普适教育”的原则下，数理基础课、政治课的学时“雷打不动”，大大削弱了专业课教育，结果本科生毕业后什么都不会……我想这是90年代那些主管教育而不懂教育的官僚犯下的罪过，他们提出的“普适教育”、“毛坯教育”原则的所谓“教育改革”已经毁了高校不止一代人，难道还要继续毁下去吗？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它自身的规律，是老一辈几代教育家摸索、积累的成果，像90年代那样的“改革”只能毁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