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青年时代的某些困惑

  在教育和升学问题上,;可以说,中国大陆50年代与现代相比,其制度和理念并无根本的差别,只不过,当时的计划经济,带给人们的收入差距相对要小得多,在人才、地位的差别上更比现时要小得多。这就使升学与就业的矛盾相对缓和些，而不象现今如此剧烈，应该说，只要升入了高中，升入大学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而50年代后期，全国一般每年的录取比率大约在33%左右，每年的初中升学又有相当一部分分流到中专或师范，因此，学生的压力不及现在这么大，然而，尽管，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确实也是令人鼓舞的，只是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国情远远赶不上需求而已。当时，我所就读的高中乃是国内省内屈指可数的省立中学，其时它的大学录取率总在80%以上，这在当时当地都是名列榜首的优秀中学。确实，在这样的教育条件下我觉得受益匪浅，各方面的素质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所谓“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为黑线”是错误的论断。

然而，就个人来说，文革前最遗憾的是我的身体受到一次不小的波折。我在高三上学期，不幸被同寝室的农村同学传染了肺结核，因为当时学生的住宿条件实在太差，一间小班教室大小的宿舍，几乎挤满了床位，每人的使用空间，至多一平方米，还是两人上下铺，毫无活动空间，加之学习紧张，营养又不良。同学朝夕相处，而我的体质从小就弱，被传染的可能性必然加大，可恼的是，那位已患有肺结核的农村同学，明知已相当严重却偏要来学校硬撑着上课。就生活和学习条件而言，当时的学校也算是我们全地区最好一所学校，也不过如此。扶今追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所幸我的病情并不太重，休养了半年不到，也就痊愈了，但因为休学以年为期，半年后跟原班上课是跟不上的，只得一年后再复学。于是我的高中毕业推迟了一年，否则，我就会赶上那折腾的大跃进运动了，所幸没有。

但是，后来据知，许多老同学就因为种种政治原因（如右派家庭或亲属）而未能考取大学或仅上了一个并不理想的“跃进”出来的所谓大学（实际连专科都不是），据说那年（1958）的高考作文题为“我的家庭”当然，如果57年反右运动，家里有人被划为右派固然不被录取，即使出身不好也难保能录取到象样的院校，所以那一年的“政治”完全成为高考录取的依据了，这是当时极不正常的现象。然而，我在家因病休养，也难免其灾，什么大炼钢铁，除四害，大办公共食堂，等等。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代里，也都逃避不了。在那个年代里，一概以服从党的需要为行动准则，一律以党的“训服工具”为人生目标。直到我回到高中复学，参加高考，这一阶段总算是熬到头了。

记得自从进入高中以后，我的学习呈现出一种主动求知状态，每学一门新课程，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从那时起也许就打下了良好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然而，我所说的仅只是智力开发方面，并不包括体格素质。现在回忆起来，我的最大缺憾，就是体质上的，也许是先天不足，也许是后天的锻炼身体不够，以致于在我刚刚步入而立之年不久，竟然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误了我大半生的事业，这是后话。记得我最喜爱的几门课，都是与数和形有关的，如几何、三角、立体几何、制图等，而文科中的语文、历史、地理、外语也颇多兴趣。在文学课和作文课中有一次我的作文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并由其在全班颂读。这对我后来的学文写作及文笔的提高是一次极大的鼓励和鞭策。说实在的，相比较而言，我最感兴趣的学科，是在人文社科方面，而并不是理科，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我心目中，早就有一种朴素的揣摩：一个人要想在人文社科上有所成就，恐怕并不容易，因为这其中的风险（例如政治上的风险）毕竟很大，这也许是平常耳濡目染受家庭或亲友或读书的影响所致。不过后来的高考、填报志愿，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总而言之，人生的道路，往往是很奇特的，愈是所求，愈不可得。

直到现在，我都感受到，高中时代是人生道路最为关键的时期。其原因有三条，其一，高中时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基本确立，个性定型的阶段。各种优劣素质都在此时形成，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确实如此。由于家庭困难，经济拮据，使我自小就树立了一种向上奋进、一切全靠自己努力的个人奋斗和进取的思想；其二，在学业上，高中时代更是各种智力素质和治学之道的重要转折点，例如，当时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几乎在人文和自然、艺术体育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对于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其实这都是正常人的必由之路，记得那时高中文、理分科要到最后一学期才实行（等于确定自己高考的方向），而我的兴趣太广，爱好颇多，似乎文理皆可，加之自身患得患失，因此，当时真的感到一种困惑，考文科吧，听说招生人数相对较少，考理工科吧，录取的比例可能高一些，但我的生理缺陷（辩色力为色弱），工科理科有一大半限考，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曾犹豫多日，考虑再三，最终下定决心仍报考理工科的不限考专业，其实仍有不少可供选择的专业和学校；其三，体质体魄的健全时期，这时的营养和发育最为重要，而在此时偏偏有两大因素制约了我体魄的健康发展：一是生了一次肺结核，二是家境经济极其困难，营养不良，体质偏弱，这就成为后来患心脏病埋下了祸根。要不是这样，也许我的命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当时，论体育，我与我的同学学了不少技巧性的锻炼方法，如体操项目的大倒立，三角倒立，艺术方面，我学会了拉胡琴（二胡、京胡），小提琴、口琴等器乐，对音乐也略有兴趣。此时我又阅读或浏览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如中国长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滸传、红楼梦、西游记等），阅读了经、史、子、集四部精粹等古文，各种杂书也一起混合阅览。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和文字能力。或许有一件事是我的高三班主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填报高考志愿，我开始没有经验，将第一志愿写成一个不出名的工科院校，而将南京大学填为第二，是他给我提出将其对调，从而我就以第一志愿：气象学，而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可是，我当时对气象科学并无半点认知，以为气象和天文是一回事，其实，那完全是一个误解，这也可能是受《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所谓“上知天文（即气象加天文），下知地理”的描写的影响之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