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鉴

近来，一场惨烈的“人鼠大战”在洞庭湖上演：洪水将密密麻麻的田鼠驱过堤岸，侵入稻田和村庄。它们筑巢而居、啃食粮食作物籽实和根茎，留下的禾蔸像是用镰刀割过。老鼠在啃完早稻、红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后，又来啃农户的门窗。田鼠所到之处，堤岸、护坡变得千疮百孔。

人们沿大堤打老鼠，一棒打去，能打死两三只；一铲子拍下来，能砸死七八只。还有人干脆用平时捕鱼的抄网捉老鼠，一网能网住几公斤。大通湖区统计数据显示，从6月21日开始，全区共捕杀90多吨老鼠，约225万只。

站在人的立场，人们感受到的是“鼠灾”，站在鼠的立场，它们的感受是什么？

洪水迫使整个种群离开熟悉的栖息地，进入危险的人类领地，在这里，众多的“鼠口”仅仅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不得不吞噬一切可食之物，包括庄稼、树皮、门窗乃至同类的尸体。面对人类的捕杀，单个的个体是那样的脆弱，被装在蛇皮袋里的死亡者，没有个体标志，甚至没有数量，只知道仅在湖南省益阳市，总重量达90吨。

鼠类感受到的只能是种群的“浩劫”！如果鼠类有情感，它们一定会悲怆地呼天抢地；如果鼠类中有思想者，它一定会思考这浩劫的根由。

设想鼠类的“感情”与“思想”，涉嫌荒诞。然而人类却有过完全相似的经验。由这经验，人们中的思想者一直在思考浩劫的由来。

清末的汪士铎在《乙丙日记》记道：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

随着人口增殖，山顶、江心洲、苗洞俱被开发。糠壳、碎米、蔬菜、瓜果都作了食物、连草木都被消耗殆尽。这与鼠类的体验何其相似。事实上，在我们有人口记录的两千年里，人口数量一直在大幅度波动。资源约束一直在制约着我们的人口，这制约常常展现为人口剧减的浩劫。

历代中国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意识到种群数量与资源约束的矛盾: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当然，以规范的学术方式研究这个问题，马尔萨斯是开山鼻祖。无论后世对马尔萨斯是褒是贬，种群数量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总是一次次摆在人们的面前。

湖南大学生命科学院邓学建教授认为，造成洞庭湖周边鼠害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他分析，近两年，长沙上游来水减少，洞庭湖湖滩裸露时间加长，给田鼠繁殖提供了时间。近两年，洞庭湖湖滩上随处可见田鼠，这些老鼠甚至啃伤或啃光湖滩上距地面约30厘米的树皮。而且田鼠的天敌猫头鹰、老鹰等数量急剧减少也是原因之一，特别是湖南人开始热衷吃蛇后，蛇的数量急剧下降，失去天敌的田鼠大量繁殖，终成祸患。（《20亿只田鼠“闹”洞庭》2007年07月10日14:10 北京晚报）

对鼠类而言，湖滩裸露时间加长，天敌减少，无疑是福音。宽松的生存空间导致了种群扩张的“盛世”。然而，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这“盛世”带来的却是浩劫。鼠类大约没有反省能力，只能听凭造化的摆布，依本能行事，在“盛世”与“浩劫”中轮回，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自在”的种群。

人类脱离猿科动物，获得了意识，有了思考与反省的能力，人类能据此成为“自为”的种群，摆脱浩劫，摆脱轮回吗？

无可否认，从各大文明的早期开始，即有人在思考整个种群的命运。这种思考导致对物欲的反思，这欲望来自动物本能，而放纵这欲望却会导致整个种群的灾难。于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诫人们：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其实，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均将克制物欲作为其价值标准的基点，这恐怕不是巧合，这是获得反思能力的人们对人类集体生存经验的总结。

然而，在整个种群的行为中却看不到这种反思的影响。人们将老子、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称为“圣人”，将他们期望的社会状态称为“来世”。在现实的社会中，物欲成了最强大的动力。它推动人们去创造工具、攫取资源、占领市场、发动战争。这一过程导致少数人凌驾于公众之上，而人类则凌驾于生物圈之上。

作为猿科动物，我们的祖先只是生物圈中的一员，与其他成员一样，受到“相生相克”关系的制约。200万年前，南方古猿打制了第一块石器，50万年前，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2到3万年前人们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岩洞中留下了壁画，1万年前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公元前5000年在苏美尔出现了文字。

人们习惯于将有文字记录的时段视为“历史”，其实，在此之前，我们用了200万年的时间，将自己从生物圈中的一员硬拔了出来。与过去的200万年相比，有文字记录的7000多年历史，演化之快有如风驰电掣。

当初，刚刚获得意识的我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形成了“神”的观念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向往。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内，各民族神话中的神力已经被技术力量实现，以至于孙悟空老爷爷已经引不起孩子们的兴趣。今天的人类如果与1万年前的祖先相遇，一定会被毫不犹豫地认定为神。

其实，“神”在人类的意识中一直在演变。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有着人类的一切特征：专断而好色的宙斯、嫉妒而毒辣的赫拉、好斗的阿瑞斯、放荡的阿芙洛蒂忒……，除去超凡的神力，“神类”几乎就是人类。

在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神身上，就不大容易看到个人的特性了，这里能看到的，是相应民族的共性。无怪乎有人将《旧约》当犹太民族史来读。在老子那里，神的位置更被抽象的“道”取代：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心目中的“道”，其实就是系统持续生存的维护者，“损有馀而补不足”，以防止系统因失衡而瓦解。这一倾向在西方也有，西谚云“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将维护系统整体生存的职责放到上帝身上。

扮演这样的职责，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是认识到维护系统整体生存应该怎样做，不能怎样做；其二是拥有实施相应措施的能力；其三是有做出相应选择的意愿。

这前两个条件，只有人类可能具备，事实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越来越具备了这前两个条件。

然而，这第三个条件却无着落。迄今为止，人类的主流价值标准一直是不择手段地满足个人的私欲。我们的前人对此的总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与西谚的“人人为自己”异曲同工。各民族历史上展现的道德楷模，无非是将“自己”扩展到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从“小我”扩展为“大我”，而这“大我”间的竞争，则从械斗发展为现代化的战争。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工商文明，更以激励、制造、满足各种非分的“需求”为原动力。在这动力的驱策下，欲壑难填的人类已将生物圈搞得百孔千疮，人身类社会自身则陷入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几无弥合可能的仇恨与分裂之中，两次世界大战和数不清的局部战争、非常规战争，一直伴随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而这一切的背后的原动力，无非是生物的本能。

在人类面前有两个参照系：“鼠类”与“神类”。“鼠类”大量存在于现实之中，它力量弱小，依本能行事，在造化安排的“盛世”与“浩劫”中轮回；“神类”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中，他力量强大，以系统的持续生存为己任。

而今人类拥有“神类”的力量，如果依旧摆脱不了“鼠类”的价值标准，那所有理性的规划、设计、战略，所有高效率的运作，只能为生物圈造就前所未有的“硕鼠”，其后果只能是整个生物圈的浩劫。

到底是向鼠类看齐还是向神类进化？是沉缅于“现世”还是直面“来世”？拥有巨大能力的人类面临艰难的选择。

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以其一生的经历，目睹了工商文明在全球的扩张。在回顾完自人类降生以来的历史后，他写道：

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

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在三十多年前的1973年。

《科学时报》2007年7月16日  一、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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