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新闻发布会：凸显中南大学缺少文化

这种做法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学的校长，倒是更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很简单的奖励行动非要包装成“支票＋新闻发布会”的商业炒作模式。

看看那些关键词：“一百万元”，“教授级头衔”，“新闻发布会”。

如果再加上什么“超级女生”，“非诚勿扰”，就变成了一场娱乐新闻发布会！

熊庆来发现华罗庚，华罗庚发现陈景润，都没有召开什么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因为他们作为教育家（也是科学家）懂得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春雨润物细无声。

大凡唱红歌和跳红舞，追求热闹壮观的场面，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巨额的支票模板，无非是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行为领导艺术。这种展示时髦的行为艺术的做法，正好暴露了当事人缺少的是文化内涵。

看看图片中刘路那孩子，好像充满了犹豫和忧郁。

为什么说中南大学缺少文化内涵呢？

请看35年前的文化人（作家）徐迟对陈景润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的报道。

1977年徐迟在《歌德巴赫猜想》中写道：

“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中南大学（国有大学）有义务告诉民众，“西塔潘猜想”是个什么样的数学问题，是皇后耳朵上的耳环还是耳环上的小珠子？西塔潘又是干什么的？是个临时的学术打工仔还是个业余的民间数学家，还是一位中学老师。

30年河东，30年河西。

在组合数学领域，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位很了不起的数学家，是一位中学老师，名叫陆家羲，于1983年10月31日去世，只活了48岁。

积久的疲劳和长期潜伏的疾病，已远远超出他生理能够承受的极限，当晚凌晨1时许，心脏病突发，猝然与世长辞。临终前未留下一句遗言。

陆家羲的研究工作于198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1等奖。

关于不相交STEINER三元系大集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1等奖）

完成人：陆家羲（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

1981年9月18日起，《组合论杂志》陆续收到陆家羲题为“论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系列文章．西方的组合论专家们惊讶了，加拿大著名数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门德尔逊说：“这是二十多年来组合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斯特兰格威(D．W．Strangway)致包头九中校长的信中说：“亲爱的先生：门德尔逊教授说：包九中的陆家羲是闻名西方的从事组合理论的数学家，并且说，有必要应同意把他调到大学岗位．他要我告诉你们：这样的调动对发展中国的数学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希望所表达的意愿能获许可．你的真诚的D．W．Strangway．（来自百度百科）

吴文俊先生在了解到陆家羲的真实情况之后，1984年11月3日在信中写道：他“对陆的生平遭遇、学术成就与品质为人都深有感触．虽然最近社会上对陆的巨大贡献已终于认识并给予确认，但损失已无法弥补．值得深思的是：这件事要通过外国学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视(他们是真正的国际友人)，否则陆可能还是依然贫病交迫，埋没以终．怎样避免陆这类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是应该深长考虑”．（来自百度百科）

实际上，陆家羲的遭遇是一面镜子。与其说中南大学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奖励）人才，倒不如说是为了展示校长的行为领导艺术。

徐迟在《歌德巴赫猜想》中接着写道：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他的著作共有八百余种）；还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倒是很务实的，不像现在的人那么势力，聘请专家不看门第，也不看工作单位。

历史就这么巧合，赫赫有名的歌德巴赫原来也是一位中学老师。

陈景润原来也是一位中学老师，不过陈景润的运气好多了。中学呆不下去了，被调回到了母校当图书管理员，后来又被调到科学院数学所。这些都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情。

陆家羲也是一位中学老师，虽然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却非常地不走运气，连不远万里的白求恩的老乡加拿大人都看不下去了，可是在芝麻大的权力面前，数学成果有时显得苍白无力！

徐迟在《歌德巴赫猜想》中接着写道：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厦门大学校长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开会。那中学的一位领导遇见了他，谈起(陈景润)来，很不满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材生？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他所听到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听说他可以回厦门大学数学系了，说也奇怪，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而王亚南却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的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人，寄出了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他立刻把它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园来。他安排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当文书，可以一面自学，一面大量地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学成回国，已担任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介绍他当联大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罗庚马上回国来了，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熊庆来发现华罗庚，华罗庚发现陈景润，都没有召开什么新闻发布会，也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

作为一位作家，徐迟能讲明白歌德巴赫猜想，作为一位理工科出生的中南大学的校长，你难道就讲不明白“西塔潘猜想”是个什么数学问题？对刘路的论文做点功课，或请一位科普作家，告诉民众“西塔潘猜想”究竟是个什么数学问题，这比开什么新闻发布会手里举起100万的支票强多了。

徐迟在《歌德巴赫猜想》中写道：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1 2 3 4 5，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2，3，5，7，11，13等等，只能被1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1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4，6，8，9，10，12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6，就有2和3两个素因子。如30，就有2，3和5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例如，6＝3＋3。又如，24＝11＋13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1＋1）是正确的。

一九二○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9＋9），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一九二四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6＋6）；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一九四○年，他又证明了（4＋4）。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2＋3）。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1＋1）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二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1＋6）。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5），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一九六五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颗璀璨的讯号弹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

“西塔潘猜想”，用新闻发布会和支票包装，不如用文化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