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茂伟|文

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书中这样写道：“很难相信，由苏格拉底问题（Socratic question），即‘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引发的自我反省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没有任何影响。正如贝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1985）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问题。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真的能够不受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影响，并一成不变地恪守现代经济学所给予他们的那种不健康的精明和现实吗？”（P7-8）

“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尽管“能够”与否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回答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现实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和价值上的定位，即道德或伦理上的判断问题；而且，对于回答这一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与信念上的秉持，即正直而合理的品性问题。因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是受“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核心问题的影响的，即回答或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比如，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中的利益或利润抑或效益最大化这一问题时，其自身也要考虑——其实也不能不考虑——“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自己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如若不能真正的回答或违心的回答了这一问题，那么经济学家不仅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上出了问题，而且其自身的品质也有些是否端正的嫌疑。而这种问题是应该值得提出并加以澄清的，因为这种情形不是出现不了的。那些坚决认为或故意认为“人”或“经济人”只是或就是追求或谋取最大利益或利润抑或效益而不用顾及他人、社会、民族、环境等的提出者，在态度和价值的定位或立场与信念的秉持上绝不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企业应该怎样应营生？”

“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既是每一个人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每一个社会需要注重与反省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总是伴随着每一时代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的。这里，我们无需做任何什么这样那样的假设，我们只要稍稍的关注一下现实、关注一下生活，我们总能感受到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与不解。而且，这一问题不仅仅渗透在每一个个体的个人身上，更是渗透于每一个团体的组织之中。比如，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在经济学上往往被称为“经济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被动还是主动，对于“经济人”来说，“一个企业应该怎样经营？”或“一个企业应该怎样生存？”不能不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性问题！

先前的安然、环球电讯、世通公司，不久前的富士康、三鹿、英国石油公司，现在的双汇集团、上海华联超市等出现的问题与发生的事件，以及各自所遭遇的下场足以让现在的每一个企业深思与反省：“一个企业应该怎样经营？”或“一个企业应该怎样生存？”而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更是一个行为与行动上的问题。种种所谓的“企业或公司社会责任”、企业伦理或道德、公司伦理或道德等等并不仅仅是教科书、法律法规、行为守则、公司章程、标准指南等等的制定、设计、张贴与宣传，其中的每一项战略承诺、每一种责任落实都要企业切切实实的兑现——与企业利益紧密相关的兑现，而不能只说不做、忽悠社会、忽悠公众！作秀的下场迟早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再美的虚伪表演终究会露出丑陋的嘴脸！

“一个组织应该怎样生存？”

当然，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中，“一个企业应该怎样经营？”或“一个企业应该怎样生存？”不仅仅是每一个企业时刻都要面临的挑战性问题，而是相关学者、媒体、政府及其职员等等都需要面对的复杂而现实的责任性、常态性问题。如果企业出了问题，需要追究责任的不仅仅是企业自身，还应该是与企业出现这一问题相关的那些学者、媒体、政府及其职员等。因为，在这当中，那些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个人和机构同样需要注重“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和“一个组织应该怎样生存？”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都有着这样的问题。于此，各自认知与践行的不同，结果与下场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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