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一生”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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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说你是男人？你有《男人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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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还夸我“是個心平氣和的好人。”不料我早已失去耐性，用一个笑话回击他，以致招来他如下的批评：

“進平兄，這篇博文讓我對您挺失望的。

簡單說：您這是不厚道，不仔細，不嚴謹。

不厚道。我已經決定一年不在科學網發博文，在這種情況下，您要總結我和您的爭論，就該把全部往返對答都列出，而不該略去我多番對您的批駁。

不仔細。我列舉的不僅有地方誌的記錄，還有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布莱恩·魏斯，曾任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主任撰寫的西方非常暢銷的書(Many Lives, Many Masters)。我很懷疑你究竟有沒有讀過此書？至少你這篇博文沒有提到。

現代科學並沒有從邏輯上證明你所宣稱的觀點，也就是說並沒有拿出證據，你以科學為名做出的斷言，嚴格地說就是在搞偽科學。你博文中舉的例子完全不能證明你想要捍衛的道理。那位殘疾人的殘疾是任何人都能親眼看到的。可是“人只有一生”，你有什麽根據？

你說“古人都知道人死神灭，无鬼无神的道理”，好像是公認的“常識”，是這樣嗎？古人相信靈魂鬼神的不在少數吧？

【再说这种物质意识问题通常都划归到哲学或形而上学领域去，也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会用科学手段去证明所谓“神識”存在与否的问题】所以，真正嚴肅的講究科學精神的科學家，會對這樣的問題保持沉默，不敢用科學來證明或者證偽這個問題。

我還是要說一句：科學家對於科學有能力研究的問題應該根據科學提供自己的貢獻，對於科學暫時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應該以科學家的審慎不做回答，否則造成科學越位，就會犯偽科學的錯誤。

請進平兄三思。”

溯其本源，要先批判费耶阿本德才行，但这要科学哲学家来做。如下是张志伟，欧阳谦主编《西方哲学智慧》第十章 科学哲学中关于费耶阿本德的介绍。下一代科学哲学要出世，就要从批判费耶阿本德开始，这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

“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t, 1914－ ）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自称自己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认为他的任务是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要为科学哲学送葬。他的学术兴趣不断转向，从戏剧到历史，从物理学、天文学又到哲学，他也喜欢从一个学术场所转到另一个学术场所：维也纳、伦敦、伯克利、耶鲁……也许不变的就是他的“造反精神”：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反对方法的一元论乃至方法本身，反对科学理性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反对那种无视神话、巫术、占星术的态度。结果，在这一连串的异端姿态面前，他关于科学哲学的正面立论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虽然这些立论自有其深意。

费耶阿本德对传统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1]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通过系统的科学教育形成了一种传统，它一方面要求人们在提出一个新假说的时候，必须使之与当时人们所公认的背景理论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则强调事实的独立性原则，即在所有的理论之外，存在着被用来描述事实的观察语言。这就意味着一种理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它能够从给定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其二是它必须能够被观察事实的陈述所证实。针对这种传统观念，费耶阿本德揭示了理论与观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世纪时，人们通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来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其结果当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一致的。例如当人们从高塔上向下抛一个物体，而这个物体垂直降落地面这个事实，是亚里士多德派证明地球不动，反驳哥白尼日心说的有力证据。而实际上在这个论证中隐含着任何运动都可以被人们所感知的背景假说，虽然这个假说从来也没有经受过检验，甚至从来也没有被人们阐述过。所以在这里，理论与事实的一致只是循环论证而已。换言之，不可能存在与理论不一致的事实，即使这样的事实出现了，人们或者无法了解它的意义，或者干脆不予理睬。因此，任何一种理论都排斥与之相悖的观察现象，如果存在着统一的科学方法或理论，那将意味着发展和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一种绝对不变的、普适性的科学方法是不存在的：“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象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12]所以，“今天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视作为构成统一的‘科学方法’并加以辩护的多数规则，要么是无用的――它们并没有产生它们应该产生的结果――要么是虚弱的。”[13]这就是说，在科学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违反规则和理论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许多科学发现若不是科学家们决定不再受某些理论规则的束缚，就是他们无意中打破了这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

费耶阿本德批判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某种新的方法论取而代之，而是想让人们认识到，我们要认识世界，就需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甚至保留一切观点，无论是理性的方法，还是非理性的方法，无论是逻辑的观点，还是最可笑的神话和巫术的观点。他通过考察科学史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考察什么场合和什么例子，我们都会发现，方法论者所坚持的各种原则，无论是批判理性主义者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了不恰当的说明，并且有可能阻碍科学的未来发展，因为科学比任何方法论所设想的都更无条理、更非理性。他断言：今天构成科学的真正基础的思想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存在着偏见、异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反对理性，还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正是由于人们频频将理性弃置一旁，科学才会进步。于是，即使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可能并且不应该一统天下，同样也不可能排除非理性的作用。于是，费耶阿本德从理论的多元化出发，提出了一种“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

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看来，知识不是由一些自我一致的向一个理想观点汇聚的理论构成的系列，不是向真理的逐渐逼近，相反，它是一个各种可取理论日益增长的海洋，这些理论互不一致，甚至不可通约。构成这个集合的每个理论、每个童话、每个神话都迫使其他理论、童话和神话加入，形成更大的集合，而它们全都通过这种竞争而对我们的意识发展作出了贡献。没有什么东西会固定下来。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这句话听起来倒是有点像耐克运动鞋的广告“做就行了！”（Just do it!）。

费耶阿本德撤去了科学头上绝对真理的神圣光环，以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颠覆了科学领域中任何理论可能树立的绝对权威，亦消解了某种理论一统天下的可能性，这种象征着无序、混乱和破坏的无政府主义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误解和反感。然而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并不是或不只是破坏性的，它实际上是在捍卫任何理论的存在价值：“任何观点，不管它多么‘荒谬’或者‘不正派’，他都不会拒绝考虑，也不会拒绝按之行动；他也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他明确而绝对反对的一样东西，是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理性’、‘正义’、‘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行为；尽管他并不否认，行动时权当这种规律（这种标准、这种观念）存在，并好象相信它们，常不失为一种上策，他可能在反对科学和物质世界上赶上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也可能在极力捍卫科学纯洁性上超过任何诺贝尔奖金得主。”[14]

“克服科学沙文主义”、“经常排除理性”是“怎么都行”的前提。这与当前常规科学的范式背道而驰，当然会令信奉科学理性的人们义愤填膺。但费耶阿本德未必是在鼓励科学家去放弃理性方法，他只是说，胡思乱想、异想天开是知识的应有之义，是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倾向，任何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可能惟我独尊；而要求巫术、神话、宗教在学校和社会中获得与科学一样的平等地位，则能够保障这一点。因此，当1975年186名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家发表声明反对占星术时，费耶阿本德是唯一为之辩护的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不过，问题在于，费耶阿本德对批判如此强调，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如此严厉，但对非科学、非理性的东西却毫无批判，令人不解。事实上，科学之所以能够从巫术、神话、宗教等人类意识笼罩下的社会中破土而出，大放异彩，就证明了它的优越性。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巫术、神话等非理性的东西在社会中与科学平起平坐，互相竞争，这个社会恐怕会是恐怖多于自由的。

费耶阿本德提倡理论的多元化，主张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他消解了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解构了科学代表绝对真理的神圣光环，从而使他的思想具有比较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所以有人将他列为“后现代科学”的重要代表。[15]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在此所叙述的几位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代表了20世纪科学哲学最富创造性的成果，然而它们不是“另类”就是“异端”，总之都与正统的科学观大相径庭。曾几何时，科学以其压倒一切的雷霆万钧之力，消解了自然乃至万事万物的神秘性，它使一切都变得清晰明确，平淡无奇，现在却轮到它自己了：科学的绝对真理化身被剥去了，甚至理性主义基础也被瓦解了。

尽管科学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对我们来说，现在也许到了思考后科学时代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