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报》的创刊及其历史意义
姚 远1,2 杜文涛1
(1.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4;2.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西安710069)
摘要 在调阅1915至1948年《清华学报》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文理综合性质、编辑出版特色、经营特色、学术传播内容,以及在中国大学学报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与意义作了系统研究。认为:它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中、英文两种版本出版的高校学报,建立了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基本模式,并将其推之极致;它摒弃清末民初期刊经由日本传入西学的传统渠道,开创了从欧美直接引入西学的新途径,为五四前夕科学与民主氛围的酝酿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清华学报》;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中国科技期刊史
创建于辛亥革命前夜(清宣统三年四月)的清华学堂(旋改清华学校,英文Tsing Hua College),是用部分庚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其高等科为四年制,稍后高等科改为大学一年级,故创校初期的性质界于大专和大学之间。1914年创刊有文理综合性质的《清华周刊》,之后创办有《国学论丛》、《地学汇刊》、《清华科学报告》、《清华土木工程学会会刊》、《气象季刊》、《工程季刊》、《清华机工月刊》、《工程学报》、《昆虫浅说》、《清华昆虫学会通讯》等56种期刊。其中,《清华学报》(Tsing Hua Journal)最具有代表性,就此,已有一些初步的宏观研究[1-4]。
1 编辑出版与经营特色
《清华学报》为一份文理综合性学术月刊,1915年12月创刊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学报社编辑,清华学校印行出版。黎元洪、梁启超等相继题写刊名。1915年12月至1919年12月出版的1至5卷中,1,3,5,7期为英文版,2,4,6,8期为中文版;第5卷之1,3,5,7为中文版,2,4,6,8期为英文版。1920年至1923年停刊,1924年6月复刊后改为半年刊。1928年改由清华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主办。1931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学校出版事务所发行。1934年改为季刊,自1941年改为半年刊。抗日战争期间,随校迁昆明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出版。1946年后,内容渐以自然科学为主。从1915年至1948年,先后共出版20卷,约90余期,并曾出版过1~10卷目录索引,是迄今所见20世纪40年代以前高校历时较久(33年)、出版期数较多的文理综合性学报之一,与今《清华大学学报》一脉相承。它是我国最早使用中英文两中版本出版,且初以英文版为主的高校学报,也是最早在刊名上缀以“学报”二字的高校学术期刊,亦为清末民初时期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之一,并在学术性、探索性和舍弃日本间接渠道传入西学而代之从欧美直接传入西方最新科技学术等方面开创了高校学报的新纪元。
其编辑出版人员分为教师(专任中英文掌校、编辑)和学生(兼任总编辑、中英文编辑和经理)两部分。教师中,先后任职者有杨恩湛、饶枢龄、高祖同、陈桢、戴元龄、王文显、狄玛、刘大钧、吴景超、朱自清、吴宓等;学生中,先后任总编辑或负责者有陈烈勋、陈达、杨振声、浦薛凤、吴景超、朱自清等。学生时代的叶企孙、梁思成亦曾做学报英文编辑。知名学者梁启超、萨本栋、胡适、王国维、梅贻琦、叶企孙、周培源、赵元任、吴宓、朱自清、马寅初、顾毓琇、杨树达、冯友兰、杨振声、罗家伦、金岳霖、吴有训、陈寅恪、翁文灏、闻一多、王力、俞平伯、张光斗、刘仙洲等均曾参与学报的编、审、撰等工作;罗家伦、熊庆来、叶企孙、金岳霖、赵元任、吴有训、陈寅恪、冯友兰、翁文灏曾为编委,其中每届编委中均有数名外国编委。其编辑出版体制采取了经费――校资与自收相结合、编辑――教师与学生相结合、文种――中文版与英文版相结合、内容――西学与中学相结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KJCX2-W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150002-G01);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期刊学研究基金联合资助项目
合的独特方式。其中,尤其是广告经营,颇具特色,诚如其经理部所介绍的:一是“出版以来颇承阅者称许,国内外杂志、报章与本校交换者,一年之内已达140余种” ,亦“销路极广” ,“登广告者必得绝大之利益” ;二是“本校每年由各省行政长官考送学生,均以本学报购赠亲友” ,“如登广告必名驰各省” ;三是“本校每年派遣学生游学美国,本学报随学生所至,阅者甚多” ,“如登广告必声闻他国” ;四是“本学报直接寄达京内外公署及各公益机关者极多” ,“如登广告则招徕必广” ;五是“各处军商界购阅本学报者甚多,而以学界为尤夥” ,“如登广告生意益旺” ;六是“本学报中文、英文轮流出版” ,“如登广告,或用华文,或全用英文(德、法文亦可用),或华洋文按期轮流换用,或华洋文同时并用,悉听尊便” ;七是“本学报专为研究学术,并非营业,兹为便利商家,并为本学报筹措印刷费起见,招登广告,所定广告费较国内各杂志,极为低廉” 。另外,在美国,亦设有清华学报经理部,任用2人“经理在美发行事宜”[5]。学校也设有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从1915年至1919年,《清华学报》出版的30余期,每期均有10余种广告,包括书刊目录预告、国内外公司介绍、工业产品或商品推介等多方面,按其广告价目和印刷等成本核算,以及多年连续出版不辍等因素考量,应该是盈余可观。这是早期高校学报最为成功的经营范例之一,尤其是其中英文版间出、在美专人经营、随留美学生所至、广告文种华洋文“悉听尊便”等经营特色,与此前借官府发行为主渠道或以国内发行为主有很大不同,显然为清末民初高校学术期刊所独有。
其办刊旨趣:概括起来,为“博通今古,融贯中西” ,“阐发学理” ,“传播学术” ,“集思广益” ,“以资考镜” ,“互相交换,互相观摩” [6]。具体地说:一是“对于中外学术风俗之优良、可资传播者,加以选择,用中英文分别译登,借以发扬我国之幽光,贯输泰西之文明” ;二是“以其所知求其所不知,以其所能求其所不能,随时随地皆足以供吾人之研究”[6] ;三是“对于国内外文艺事业之关于我国教育者,或专记载或加讨论,以为发达教育之补助” ;四是“能使阅者窥知本校内容,国内外各学校以杂志、报章交换者,彼此可收切磋观摩之效” [7]。这与今日高校学报作为本校学术交流窗口和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功能已无太大差别。学报的编者们还进一步认为:“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清华学子,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或以心之所得发为文词,或以平时所闻者为余录。虽零纨碎锦不为巨观,而别类分门,颇具条理。诸君子之苦心热力有足多者。语云:君子以文会友;又云:所以求乎朋友先施之。方今学理日新,文化日进,凡足以资考镜者几乎美不胜收,且人之好学谁不如我。苟以此册与各界各校所出之伟著,互相交换,互相观摩,则此后诸君子之学识,日以增进,而本报亦继长增高,益求完备。学报之称庶能名副其实欤? [6]” 在这里,除高校学报的学习园地功能以外,还被赋以“以文会友” 、“传播学术” 、“以资考镜”的功能和促进各校各界间观摩交流的功能。这是有关高校学报社会职能的最早论述。
2 学术内容与传播特色
其栏目主要有著述、选论、学术、教令、法令、文艺、图画、丛录、广告等。中文版创刊号见有科学史、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地学、医学、经济学、工程技术等广泛内容。其中有:张可治的《七十年来科学发达史》;王祖廉的《三平分角度法》;刘树墉的《无线电报》;郭应钟的《群星之原始及其构造》;布乐题的《中国白蛉与疾病之关系》;陈达的《美国有操纵世界银行之希望》;陈烈勋的《虫与鸟之关系》、《空中铁道》等。其中大部分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即便像《无线电报》、《空中铁道》这样看似普及介绍的文章,其实也已有较深入的论述。其他各期较重要的自然科学论文章有:叶企孙的《考正商功》、《中国算学史略》、《清华学校大礼堂之听音困难及其改正》;萨本栋的《长途交流电线之算法》、周培源的《三等分角法二则》;顾毓琇的《四次方程求拓法》、李俨的《梅文鼎年谱》、《李善兰年谱》;王国维的《水经注跋尾》、吴有训的《Compton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杨武之的《关于同余式的一个定理》;闻一多的《天问释天》;1947年,钱伟长的《超音速之对称圆锥型流动的渐近解法》(英文)、屠守锷的《机翼性能的简单求法》、丁文江、翁文灏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刘仙洲的《续得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十二则》;等等。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1924年至1941年,梁启超、胡适、马寅初、王力、赵元任、陈寅恪、冯友兰、钱穆、蒋廷黼、金岳霖、顾颉刚、吴晗、张岱年、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朱君毅、唐钺、夏鼐、陈梦家、梅贻琦等大师均有论文发表于学报。英文版创刊号虽暂未见到,但据所见的1916年和1917年的两期来看,亦为文理综合性质。英文版1916年第2卷第1期有:美国公使芮恩的《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份教育界之新兴潮流》;总统府法律顾问韦罗贝的《共和政体之讨论》;清华学校教员狄玛的《美国移民问题》;经济学士刘大钧的《中国经济主义发达史》;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的《毕业训词》等。1917年第2卷第5期有:《中国之工程教育》、《蔡谔传》、《职业概谈》、《中国天文学史》等。
从其内容来看,《清华学报》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和两大问题。两个阶段:一是1915年至1919年的引进西学为主,中学研究为辅阶段,主要是通过欧美报章杂志翻译、编译、综述其最新科学技术、民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学理论等,间以中国问题研究;二是1924年至1947年的中国问题研究为主,或融入西学研究中国问题,及间以介绍西学前沿为辅阶段,主要是留学归国学者直接运用所学研究中国的科学、工程技术、工业、农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探索科教救国之道。两大问题即中学与西学。西学所据渠道主要有美国的《科学》(Science)、《科学月刊》(The Scientific Monthly)、《纽约大观报》、《波士顿教育报》、《19世纪》、英国的《数学报》(Mathematical Gazettc)等,有的译介距原刊出版时间仅为数月。《清华学报》还通过编辑记述、论著提要、广告页等栏目报道了30余种同期出版的报纸或期刊的目录预告或撰著提要,如北京大学的《理化杂志》、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等,其撰著提要介绍无疑预示着高校期刊新类型――文摘期刊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学报一度以文为主,英文版停办后一度改为中英文各半混排,1946年则改为纯自然科学学术期刊,1945年以前的绝大部分时期,保持了创刊之初文理综合的性质。
这种性质,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总趋势很好地吻合,也与早期清华文理综合的性质相得益彰,营造出了文理融通、互相渗透的适宜氛围,成为大师成长的适宜土壤之重要组成部分。它像学者的摇篮,发表了一大批学术大师的处女作、第一篇论文,或其代表作,所发的一些论文端直就是某个学科或某个研究方向的创始之作,以致我们在追溯一些学科源头或追溯大师们的学术生涯时,不得不阅读早期《清华学报》。它也像一艘旗舰,引领了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学术潮流和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的走向,并将这种文理综合性的高校学报模式推向极致。如此多的大师选择在一份大学学报上发表其早期论著。如陈寅恪甚至前后在学报发表17篇论文,闻一多发表11篇,冯友兰发表10篇,朱自清发表8篇,钱伟长发表3篇。1930年,吴有训在学报发表了他回国后关于康普顿效应的第一篇论文,与其他论文形成系列,进一步证实康普顿效应的存在。这几成名作云集之势,构成了高校学报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有景观或现象――我们权且称其为“清华学报现象” 。叶企孙更是从一名学报的学生英文编辑,到在学报发表其第一篇论文,到成为一位清华教师,到担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再成长为名驰世界的一位科学大师。学报编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大师们是被什么力量所吸引,非得在如林期刊中选择《清华学报》?这一现象,有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3 地位、意义与结论
循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进化史来看,1915年11月创刊的《清华学报》并非最早,而是晚于188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约翰声》季刊、1906年苏州东吴大学堂的《学桴》月刊、1913年西安西北大学的《学丛》月刊。最早的两种为教会学校刊物。上述期刊虽为文理综合模式,然科学技术内容往往处于次要地位,或大多只是些科学知识报道,除《约翰声》采用中英文各半混排外,余皆为纯中文版。《清华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中、英文双版同时出版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也是最早在刊名中冠以“学报”二字的高校学术期刊。《清华学报》在西学东渐中的传播渠道也与清末民初的其他期刊有所不同。这就是,它不像《北直农话报》或者《学丛》那样,借助留日师资经由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传播西学,而是借助留美师资和创办文理综合性英文版学报直接从欧美传入最新西学。
《清华学报》对高校“学报”作了最早的定义,赋以“传播学术” 、“以资考镜” 、“互相交换,互相观摩” 、“借知本校内容” 、“以文会友” 等内涵,制订了第一份高校学报章程――《清华学报简章》,创造了校资与自我经营筹资相结合的成功经营机制和范例,而且构建了大师辈出的学术平台,将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模式发挥至极致。同期同校的《清华周刊》在《清华学报》于1924年复刊前夕还就办好学报展开讨论,发表了棻的《我对于清华学报组织上的讨论》、董鸣的《不成问题的学报问题》、张荫麟的《清华学报组织问题》、王造时的《清华学报之组织计划》(附学报简章)等,也载文研究校办刊物发展史和校办刊物“集稿制”和“编辑制”的优劣,并据一度放弃编辑的经验教训最终得出了编辑永远是期刊出版不可或缺的必须环节的结论[8]。这些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高校期刊编辑学史上亦为拓荒之举。
《清华学报》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与其后1919年1月的《北京大学月刊》一起建立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这一期刊类型的基本模式。《清华学报》编辑部特别指出创刊的初衷是:“欲求博通今古,融贯中西” [6],“因为学问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本报的论著,不用机械式地分类,除文苑一门暂时不登外,其余的著作,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俱可选载”[9]。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这种“文理综合”的性质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今日大学……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今日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门,学子对此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10]。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倡导大学学术社团与期刊的同时,也对这种“文理综合”的现象作了阐发,认为绝不能“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 、“局守一门,互不联系”或“学文学者蔑视科学,治一国文学者,不肯兼涉他国;治自然科学者而不肯稍涉哲学” ,主张“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11,12]。之后,以学校名义主办并缀以“学报”二字者有1931年复旦大学的《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厦门大学学报》、1932年5月的《北平大学学报》、1939年西北大学的《西大学报》和《云南大学学报》、1945年的上海《交大学报》等。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这种类型虽在我国仍然存在,却已非主流,已为文、理分开的另一种综合类型所取代,即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版和综合性自然科学版两种大学学报,可视为清华、北大文理综合性学报模式的一个变种。它与科学既有综合化趋势,又有精细化趋势以及综合性大学通识性育人模式非常吻合,既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又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故为一个历史性的合理存在。史实无可辩驳地证实,并非像过去的说法:中国大学的综合性学报模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高等教育体系从前苏联传入的(致使一时数量剧增)。我国大学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或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模式,是五四运动前后由《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月刊》这种文理综合性学报模式演变而来并逐渐分化而成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发展序列以及内涵和外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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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恩湛.小引[J].清华学报,19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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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梅汝璈.十年来之清华周刊[J].清华周刊,1924,(增刊):1-12
[9] 编辑部.引言[J].清华学报,1924,(复刊号):1
[10]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3(1):1-12
[1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J].东方杂志,1934,31(1)
[12] 蔡元培.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