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还没有制定，而游戏早已开始”这可能是对当前我国科研乱象的最好注解。目前，我国对科研质量的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更谈不上可操作性的认证方法，厘清或者界定科研质量的概念和科研质量的认证方法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从物理学中的质量概念和现代管理学中的质量概念扩展出科研质量的概念，并借助物理学上质量的测定和产品质量的认证方法来构建科研质量的认证方法。

物理学对物体的质量有严格的界定，即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叫做物体的质量。一个具体物体的质量是一定的，不随物体形状、状态、空间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质量是物体的基本属性。在物理反应（核反应）中，质量（能量）守恒。在国际单位制中质量的单位是千克（kg），最初规定1000cm3(即1dm3)的纯水，在4℃时的质量1kg。为了进一步提升质量标准的直观性，1779年，人们据此用铂铱合金制成一个标准千克原器作为一个严格的质量标准，今天仍然存放在法国巴黎国际计量局中。实验室中，天平是测量质量的基本工具。使用天平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有了质量标准（标准千克原器）和测定质量的工具（天平）和严格测定方法，物体的质量就可以测量，物体质量的大小与测量主体无涉。

如周知，现代管理学中的产品质量是质量的物理学意义的扩展与延伸，质量是指产品（也包括服务）的总体特征和特性，基于此能力来满足他人明确或隐含的需要，这是产品质量的本质属性。从定义可以看出，产品质量也有明显的价值属性，但事物的总体特征和特性这些客观实在性的东西仍然是基本的，离开了这一点，产品就没有质量。测定产品的质量，即质量认证要比物理学的质量复杂。产品质量测量也需要各种的类似于天平的检测设备和仪器，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并把关，进行百分之百的检验而不是抽检，这一点与物理学的质量测量颇为相似。在对产品质量的测量中，由于产品的种类繁多，具体产品的测量方法各异，国际上制定了 ISO9000质量体系。在物理学的质量测量中，质量与主体无涉。同样，产品质量的测量主体也应该是“可以充分信任的第三方”。举例来说，对第一方（供给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第二方（需要方）无法判定其品质是否达标，质量的标准由“可以充分信任的第三方”来判定。第三方既要对第一方负责，又要对第二方负责，不偏不倚，他出具的证明要能获得双方的承认，这样的活动就叫做“质量认证”。这就是说，第三方的认证活动必须公开、公正、公平，才能有效。这就要求第三方必须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信，必须独立于第一方和第二方之外，必须与第一方和第二方没有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或者有同等的利害关系，才能有维护双方权益的义务和责任。

在一定意义上，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并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也是产品的生产过程，虽然有点机械唯物主义的味道，但在目前没有比较成熟的科研成果的质量标准和管理体制之前，不妨拓展物理学的质量概念和现代管理学的产品质量概念，并把质量测量和产品认证的方法拓展到科研质量管理上来。

科研成果也是一种文字产品,以科技论文为例，它的质量是增进人类知识，给人以思想上的触动和启迪；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创新性是它的灵魂和生命，创造性是它的特征。如果不具备以上属性,这种文字产品就没有质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尽管文字产品的质量一时难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质量与发表的刊物是否核心还是权威期刊，是否获奖，属于什么级别的课题成果，是花了多少经费才获得的成果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文字产品有无质量以及质量多少也需要一个类似在学术研究上“可以充分信任的第三方”来判定。在此之前，还要建立相当于物理学的天平和现代管理学中ISO质量体系文字产品“ISO质量体系”，由于学科门类很多，每个学科又有很多领域，可以想见建立文字产品“ISO质量体系”要比现代管理学中ISO质量体系复杂得多，但这种工作是基本的、必须的。另外，作为测量文字产品质量的“可以充分信任的第三方”与一般产品质量测量的第三方也有不同。产品质量的“第三方”既非买家又非卖家，由于利益无涉，他们容易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他们的质量认证也容易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然而“学术评价的第三方”也是学者，也同样从事学术研究，所评价的对象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观点或多或少和他们相关。另外作为文字产品的受众，即读者，是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潜在的、并逐步生成的“第二方”，无疑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作为同道中人的“学术评价第三方”更容易站在“第一方”的立场上。既然“学术评价的第三方”与“第一方”和“第二方”利益难以剔除，唯一的办法只能使“学术评价的第三方”与“第一方”、“第二方”保持同等利益，即从政策上规定“学术评价的第三方”对“第一方”和“第二方”都要负责。则要求“第三方”拿出的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学术评价都能让“第一方”和“第二方”心悦诚服。这样就要求“第三方”的专家不但学术造诣高，而且思想作风好、政策观念和原则性强，这必须通过有体制来保证。

 

三、高校科研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国人的科研质量不高，并不是中国人的智商和人品比外国人差，不是简单的认识和道德问题，而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是学术评价体制调动、引导的结果。学术评价体制是鉴定学术成果、审核学术质量、引导学术方向的一种特殊制度。其结果直接影响学术研究者的学术地位、社会声誉和实际利益。学术评价的积极作用在于,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术研究者遵守学术规范，激励其提高学术水平，进而不断推动学术事业向前发展。

在建国初期，学术评价体制表现在重视科研人员政治思想素，而非学术成果本身。文革期间，学术评价体制名存实亡，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工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改革开放后，把又红又专作为必须坚持的两条评价标准，把科研人员政治素质与科研成果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业务能力逐渐上升首要标准，特别注重科研能力，注重科研成果的数量。由于其时我国科研水平较低，科研成果的数量不多，数量评价是合理的。从政治挂帅到淡化意识形态并向科研成果数量过渡，这是很大的进步。在过去的几年，把科研能力被量化为论文数、著作数、项目数和获奖数也有可取之处。但目前我国的科研成果，就其论文数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再片面追求数量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再如此下去，数量评价的科研评价体制将逐步走向它的反面，并开始制约科研质量的提升。

（一）科研质量不高是由当前学术评价体制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重量轻质。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用论文的数量来考核教师。教师获得职级，学生获得学位，考核部门只管发表论文数量，至于写的内容有无学术价值反在其次。第二，官僚化评价。学术成果的质量与水平由掌握某种权力的人评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领导说了算，这也影响学术评价的公正合理。第三，“学霸”评价。目前我们的学术评价大都是由某些在学术领域中具有学术影响的学者进行的，这些学术权威也只是专门领域的专家，但不是万能专家。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即使专门领域也有很多不同学术观点，有些学术权威不一定能接受不同或左的观点，很容易扼杀新思想。第四是核心期刊、权威期刊评价。这种评价带有质量评价的意思，一般说来，等级较好的期刊，刊发论文质量也较高，但无创见的人情文章也屡见不鲜。目前以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广泛推行。当前SCI走向神坛，也走向了它的反面，“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即愚蠢的中国式观念。

(二) 科研质量不高也跟科学精神滞后与缺失有关。科学精神是科研素养的灵魂，它直接影响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内在于知识的获取、科学态度的确立和科学方法的掌握之中。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强烈的问题意识、理性的批判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精神三个层面。但是目前在我国高校的科研工作中，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科学精神的培养非常不够。表现在：第一，学术问题行政化。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和创造性，其从事科研只是单纯地迎合领导的要求、“学霸”的要求。第二，学术功利化。由于现有学术评价体制存在弊端，有些研究者把搞科研作为自己获利的手段，造成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为职称而做论文，一般到了要评职称的前两年才开始“做”论文，一旦评聘通过，又把科研搁置一边，等到更高职级的职称评定时再“做”论文，这种应景之作一般是照抄照搬别人观点，难有新意。第三，官员学者化和学者官员化。有些学校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的关系很容易发表论文，无创见的论文也照发不误，一年发表十几篇、几十篇论文不在少数；每年都有著作出版，年纪轻轻就著作等身。官员学者或学者官员容易“跑到”课题，“跑到”课题后无暇进行认真研究，而是请学者代笔。很多学者从被迫转到乐意为人作嫁，最后沦为官员学者的工具，以半官方、准官方的形象混迹于科研队伍之中。这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的纯洁性，污损了科研本该有的严谨求实的精神，也亵渎了科研工作的神圣性。

 

四、提升科研质量的应对之策

 提升高校科研质量的关键是建立全省或全国范围统一的科研质量评价体系，使得对科研质量的认证有法可依，只能出现有质量的科研成果，出学术精品，减少和杜绝重复性低水平的科研劳动。重复性低水平论文不发表也罢，让更多教师回到教学本位，也使高校回到育人本位。

(一)建立全省或全国范围统一的科研质量评价体系

建立全省或全国范围统一的科研质量评价体系，可以在有条件的科研大省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在全国推广，最终使得衡量科研质量在全国只有一个标准。这一点不难做到。现在国内学者可能难以在各个学科领域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但哪些成果属于填补世界空白，哪些成果称得上是世界一流还是可以准确判断出来的，至于是否国内领先，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某些领域学术进展迅速，国内学者难以鉴定，聘请外国专家也是可行的，因此建立科研质量认证的“ISO质量体系”已经成熟。笔者认为，自然科学领域以及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的科研“ISO质量体系”可以与国际对接，对于难以兼容的少部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可以仿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建立类似的认证标准。

就目前而言，可以先行建立全省或全国高级职称申报系统，并把科研“ISO质量体系”嵌入其中，同样使全国高校教师科研质量认定也只有一个标准，至于因为发展的需要，部分高校、部分学科职级指标比例有所倾斜，那是另外一会事，但不搞双重质量标准。我国现行的职称评审体系一般是上级部门给定指标、再根据指标拟定参评条件，指标多少就评多少，指标用完了，即使有人满足条件也不能评。如果指标富余，即使不够条件也能评上，整个评审过程从上到下，只关心指标，不关心教师科研质量。另外，有许多院校有高级职称评审权，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实行评聘制度，其实这种评审职称的制度弊端很多，情感因素至上、重论资排辈。同样也存在每年标准不统一、指标至上的问题。只有改单位申报制为个人申报制，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向国家申报任何种类、任何级别的职称，不受资历、学历、学位的限制，就像任何人都可以向国家申请任何种类、任何级别的专利一样。授予职称的条件和程序应当法定化，主要成果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尤其是申报高级职称的），就像授予专利的条件和程序法定化一样。这样，那些抄袭或叫过多引用的、剽窃的或叫假合作的、粗制滥造的、有版权无印数的、盗用或假造书号的各种“成果”就很难蒙混过关。对于科研成果必须要做到数量评价与质量评价相结合，并进一步转化到质量为主，再到“唯质量”论。

建立全省或全国范围统一的科研质量评价体系并把它付诸实践，可操作性是不容忽视的。笔者认为，应当大力推广代表作制度，参评人只需提交一篇文章即可，这篇文章也不一定要正式发表，只是被评定人认为该论文是能代表其水平即可。待审论文不能出现作者的学历、职称、职务和其他社会兼职，也不能出现作者的所在单位，学术水平是你的学术论文(著)本身的质量的属性，与作者的学历、职称、职务和知名度没有关系，跟所发表的刊物的级别也没有关系。与此相适应，要建立全省或全国范围里的评审专家库，即科研产品质量认证的“第三方”。另外还要改目前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为记名投票，要求每一位评审专家都明确标注代表自身学术尊严和对评审结论负责的名字，并公开学者的评语，对参评人与社会公众负责。这样就于无形之中建立了一种约束机制，使得作为评审专家的“第三方”与作为参评人的“第一方”、作为社会公众的“第二方”保持同等利害关系，无论“第三方”的评审结论是肯定或是否定，都要经受得起“第一方”与“第二方”的诘难，这样也利于三方共同维护公正合理的科研质量认定原则和方式。

依据同样的方法，也可建立全省或全国范围统一的课题申报和学术奖励系统。一定要把行政权力从学术权力排斥出去，切忌把行政级别与学术水平划划等号，让学术和科研按照自身规律健康发展。让由真正搞科学、懂科学的人来管科学，变官营体制为竞争体制，使一般行政管理人员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而让科学家成为科学界的主人。行政管理部门不是学术研究中的领导部门，只是引导部门，更多的是服务部门，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并营造一种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氛围，以保障高校科研以及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些政府评奖活动有可能成为助长学术腐败的温床，成为亦官亦学人士的“交易所”。更重要的是，一些政府评奖活动难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而政府行为是功利化的，于是，受政府评奖活动影响的学术活动也就越来越趋向功利化，使学术丧失品位，丧失本分。因此，建议规范政府评奖活动。未来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将从以论文、奖励数量评价为主，实现向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科研成果要经受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评价。研究工作要从习惯于分散自由探索研究，向面向重大科学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定向基础前沿研究、关键核心高技术创新和重大系统集成创新、可持续发展相关基础和系统研究为主的创新活动转变；要从注重科技研发向同时重视转移转化转变，探索完善科技研发与转移转化紧密衔接、相互促进的机制与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基础作用，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科研质量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多目标评价体系,在科研评估中没有万能的评估方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设计质量保证体系时,要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不同的评价目的选择和发展较适宜的评估方法并，但质量永远是一以贯之的最高目标。

(二)转变高校办学理念

（1）建立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办学理念

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了“教学型”和“研究教学型”岗位，但一直迫于高校的科研竞争压力而未能启动，即使启动，也多流于形式，其实这一举措值得大力提倡。有人担心高校教师不从事科研就搞不好教学。笔者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特别是重大原创性研究需要天赋、机遇等条件，不是一般人想搞就能搞成的。在高校里常见科研搞得非常好，但教学效果不是太理想的教师。也有教学搞得很好，科研不太理想的教师。对于那些不善于、不乐于搞科研的教师让他专心从事教学，其贡献肯定远远大于迫使其从事低水平重复研究所产生的 “假成果”。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教师都在集中精力搞所谓科研，淡化教学，结果非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创新，也误了教学，害了学生。教学工作是永远是学校的第一生命线，这是立校之基、强校之本，同样也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传道授业解惑仍然是根本任务。其实，对于一些诸如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体育等基础学科的教学来说，可能教学的经验要比一般的科研创新重要得多。当然有人还担心，如果教学型教师长期不从事科研，那么，他的教学内容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是否会陈旧以至于几十年不变？其实，置疑者忘记了科研成果是可以共享的这一本质属性。只要教师能广泛接受他人成果，其学术水平肯定比自己搞所谓的“原创”提高得快，把他人科研所长加之于自己教学所长，岂不更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一个人学问做得最好，教书也教得最好是不现实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累积和再创都将越来越困难，这种复合性的大家将更难出现，“教学性”、“教学研究性”和“研究性”的分工势在必行。有人认为教学型教师低人一等，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一个真正意义的教学型教师必须要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教学能力，既要博学多才，又要学术视野开阔，能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并与时代实践相结合，并把它传授给学生。这些素质和能力要求一点也不比研究性教师来得低。

 (2)各类高校各安其位

我国有高校数千所，教学与科研水平不一，教师和学生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虽然存在着竞争，但不应是无序竞争，各安其位也是必要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就提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江泽民同志曾在南京大学题词：“要把南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教育教学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这是指的是重点大学，而不是一般性大学。从这观点出发，只有国家重点高校才应强化科研职能，做到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科研的中心。199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基础性研究的意见》中提出，我国重点高等学校应逐步成为基础性研究的主体，而且强调要以“坚持创新与国家需求相结合”为原则，这就进一步为高校科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重点高校应着力基础性研究创新，并把这种创新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把高校的科研工作纳入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轨道。我国的高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综合性的、研究型的大学，即重点、综合大学，主要由985高校、部分211高校构成；第二类是应用型的、专业性的，包括一般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以二类主科院校为主，也包括部分一类本科院校；第三类是技术技能型的、职业性的，主要是指民办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虽然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都存在科研问题，都需要用科研去支撑教学，但科研定位是不同的。对于研究型、综合性高校而言，其科研应定位在原创性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他们的科研工作要向国际水平看齐，要追求学术研究上的重大创新与突破，重点解决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源头带动作用的基本问题。对于应用型、专业性高校的科研应定位在高新技术研究的开发和应用上。对于技术技能型、职业性高校的科研应定位在技术推广和服务。这类高校的科研工作要紧密结合当地的市场需求，积极参与地方经济，为地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发展服务。目前的高校都不“安分守己”，几乎所有综合性的、研究型的大学都不切实际想把自己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地方性院校也贪大求全，也力图办成综合性大学，这些都是不现实的。一所高校只要能办出自己的特色，就是成功的高校。

                   

                                     

                                                     (原文发表于《江苏高教》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