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每逢“五四”整十周年，所有中国人，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都会举办以“五四”为题的高规格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在中国大陆，政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极高，执政党的报告和重要文献屡屡提及；关于“五四”的研究也是学界的热门，相关论文论著层出不断；五月四号被定为青年节，这是对五四运动的最高礼遇。吊诡的是在台湾，尽管政局多变幻，但从台湾的官方到民间，特别是台湾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是肯定的。相对于拔高的“五四”，稍后“科玄论战”的政治待遇就相对落寞，但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不断。总体来看，台湾学界对“科玄论战”的研究热度盛于大陆。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大陆学界对“科玄论战”研究开始升温，但对“科玄论战”与“五四”之间的关联，即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启蒙运动还没有形成学界共识，这无疑是“五四”研究的一道硬伤。

一、启蒙语境下的五四运动

如周知，五四运动以及稍后的“科玄论战”，这些特定时期的特定运动不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孤立事件，而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国化出场形态，是启蒙运动路线图的进一步延伸并与之构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发端于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施加影响并引起积极的回应，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其中五四运动是高潮。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及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具有中国式启蒙运动特色的五四运动没有前者“古希腊式”的往昔光辉可以恢复。“五四”时期的先锋知识分子发现，根植于农业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化往昔也光辉过，但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却乏善可陈，基本上不存在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恰恰相反，更多的是有悖现代化的逻辑，是应该批判和抛弃的。在中国思想家的宝库里找不到像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比如卢梭、洛克、伏尔泰、狄德罗这样的人物。不能说中国传统思想绝对没有一点儿对现代化发展有益的思想，但就总体和主流而言，中国先哲的思想大多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陈腐、大而无当、繁琐无用的教条，或已经异化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和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是一种内在的生长与进步；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引进和确立，根本不存在内生力，这也就注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是外生型的。这要求中国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始终保持极强的自我觉醒意识，才有可能无情地抛弃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旧传统，这在实践上是很难做到的。他们是抱着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走上社会实践之路的，期间所承载的痛苦今人难以体会；他们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他们的后继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是一座只能仰止的高山，这一代知识分子永为后继者所膜拜。

“五四”先驱们深藏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忍受着民族的创痛和苦难，以“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潜心学习并获取有价值的东西。陈独秀指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他们超出了只学习器物和技术层面而回避文化层面的先行者，也超出了那些高唱“彻底反帝反封建”关门锁国以拒绝西方文明的后来者。他们更多把探究的目光聚集在西方文化的精神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学理层面，也涉及西方国家的道德观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生活层面，从而汇聚成中国式启蒙运动的精神资源。

在纷繁复杂的西方思想中，“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确地把握住西方文明的本质，即科学和民主，于是他们就义无反顾地扛起这两杆大旗。他们在《新青年》鼓吹和拥戴“赛先生”和“德先生”，提倡用民主对抗独裁专制，用科学对抗迷信盲从；把科学奉为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把民主与人权相联系。“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希望每个中国人成为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的自由主体，最终实现“人的发现。”这些带有带根本性、更普遍、更长远意义的宣传已经与西方启蒙思想相一致。这是“五四”的最大功绩，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观念的重新“格式化”；它唤起中国人的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实现了中国思想史与人类思想史的并轨前行。

如果用世界启蒙史的视域来检审一下中国的启蒙历程，就会发现中国的启蒙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今天也没有结束。启蒙的过程充满艰辛与迂回，时快、时慢、时停，甚至倒退，但启蒙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这一段苦难历程还给人这样的启示：无论是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以及以后历次的社会运动，不能总是寄希望社会上层发动至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最为重要的路径是唤起民众。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依靠以民众的力量才能埋葬封建专制思想。中国必须要有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只有让民众觉醒起来，让民众清楚自己的权利并保卫自己的权利，实现民众意识的现代性重塑。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绝不能回避问题，回避问题只能是延长痛苦。

二、“科玄论战”对“五四”启蒙逻辑的深化

五四运动有着启蒙运动的世界共性，它带有人的解放的标记。“五四运动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指向作为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孔家店，要求恢复和展现被封建礼教吞没了数千年的人的本性。”作为五四运动旗帜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无疑来自于西方，它直接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同时，五四运动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与西方启蒙运动大异其趣的是启蒙的动因不一样，它的导火索不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屈辱，直接目的移植西方民主与科学来富国强国，从而挽回民族尊严。其次，在涉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与启蒙运动存在本质差异。欧洲启蒙运动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所致，主要是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而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则主要是由外敌入侵所激起，主要是解决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又往往直接决定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状况。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先是个人的解放，然后再由底层而上层立国，并制约国家的权力，以期保障个人的权力。而在中国，历来就有“崇尚总体，贬低个体”的传统，万事国为先，个人从未得到真正解放；加之国难当头，救亡比个人的解放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为了抵御外敌，先要强国，奢谈个人权利；反而要更多地向国家让渡权利，把命运托付给国家。民主与科学本是相互确证，共生共荣，是旗帜，是目的，而在中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中降格为工具和手段。

中国的特殊国情，再加之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五四”的主题被冲淡，甚至一度走题，一定程度上游离了启蒙的逻辑；因此，接下来的“科玄论战”就显得尤为重要。

1923年2月，张君劢受邀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讲演，他认为“科学不能决定人生观”，其讲演稿发表后，受到丁文江的强烈驳斥，从而引发了“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也称“科玄论战”。在1923年初到1924年终近两年的时间里，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精英基本上都参与进来，渐次分成“科学派”与“玄学派”。经过两年的论战，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占据了上风（当时学界普遍认为“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从而巩固了“五四”的主题，即“科学能决定中国人的人生观”，其本意是“中国需要科学与民主”。科学的地位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这也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认可了启蒙运动的发展逻辑，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走向自觉。毫无疑问，“科玄论战”是“五四”的深化，它再度切入正题，捍卫了启蒙逻辑。自“五四”与“科玄论战”之后，再也找不到哪一个人或政党可以把民主与科学悬置一边，可以拒不吸收西方的观念、思想、文化制度的合理成分。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发国家都在不同程度接受了西方精神资源，区别仅在于分属于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即便是今天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于西方的德国，究其根源，它也是根植于欧洲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启蒙理念，但又超越了启蒙理念，它是批判西方理论的“西方理论”，即反西方的“西方”。

    在“五四”时期和稍前的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同时被请到中国，但更为看重“德先生”。在“科玄论战”时期，“赛先生”的地位被大大的抬高了。这从“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取得胜利以佐证，但此时“德先生”已不仅是洋先生，也有点中国先生的模样了。

在今天看来，五四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与不足。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自身的优点，简单的完全否定是失之偏颇的，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这种过枉的校正是值得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再加之“五四”时期先锋知识分子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深，又曾遍游西方诸国，学贯中西，既是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具备世界性眼光。在权衡与比较中西方文化对其国家的发展作用之后，特别是谁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站在历史发展的一边，并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他们其实是中国最后一代旧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他们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并能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来谈论“孔家店”，有资格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

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中国思想界先锋知识分子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人从“睁眼看世界”到“睁眼看清世界”的转变，它是中国先锋知识分子看清世界大势后寻求图强变革的一个高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间很长，从1840年开始，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这总体上是对的，但漫长的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匀速的量变过程，其中也有特别快的时期，带有明显质变的性质。毫无疑问，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就是这样一个质变期，“科玄论战”是一个拐点。经过了这一质变，跨越了历史拐点，大多数中国先锋知识分子开始了对西方民主进程的理解的认同，特别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想的理解和认同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并且经过这次质变，他们自觉地充当启蒙者的角色，始终站在世界史的维度上来反思的中国的过去、未来与进路。

五四运动与“科玄论战”时间相连，逻辑相通，都遵循着共同的启蒙逻辑，它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较为完整意义的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尊重也是对“科玄论战”中“科学派”观点的认可。抛开形式，从逻辑与内容上看，五四运动是包涵“科玄论战”的，或者说五四运动和“科玄论战”是个统一体。离开了“科玄论战”，不管五四运动多么热闹、多么壮观，也只是一座“无神的庙宇”。

当然，由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时间不长，这一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并不彻底，局部时期还有方向性错误。这也昭示着一次启蒙是不够的，在中国以后的发展进程中，“科玄论战”还将再度返场。

三、启蒙逻辑的现代旨趣

自上世纪20年代中国式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曾出现过多次理论的争论都与“科玄论战”高度疑似。当然由于历史语境的转换，疑似“科学派”与疑似“玄学派”的观点都有了新的变化。一般意义上说，前者代表进步，后者代表保守。中国人的总体看法是“贬玄褒科”，或者说是因为情感大于学理导致“科学派”战胜“玄学派”。从根子上讲，谁胜谁负涉及到一个“胜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标准并不确定，存在着学理上的标准、社会进步的标准，还有政治标准等多重标准，且它们并不一致。

标准没有制定好，论战就已展开；争论未待澄清，行动早已开始。在行动中争论，在争论中前行，这也是中国特色。

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科玄论战”，当然这里“科学”与“玄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坚持以政治中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思想相当于“玄学派”；而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同“科学派”的观点相近。总体来说，“科学派”占据了上风，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派”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特别是“科学派”中的自由主义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把西方模式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这与曾经的“科学万能论”颇有相似之处，但同样也可以宽容地理解为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提法。

与80年代的社会发展相比，90年代相对缓慢；其原因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复杂，也跟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造成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何处”的认识混乱，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又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成为两难抉择，这与上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语境极具相似之处，此时新一轮“科玄论战”再度出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正宗与当年“玄学派”的主张相近；而此时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中国也应该回到西方怀抱的观点与“科学派”当年宣称的“科学万能论”相类似。“南方谈话”后，中国的发展已经以事实对这一论战给出了回答的思路，即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南方谈话”并没有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也不标志着两派某一方的胜利，两方的交织仍在继续，至今未绝。

“南方谈话”后直至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争论虽然没有像上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和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激烈，但一直存在着，也与“科玄论战”有类似之处。比如十八大以来新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在思想界和民间引起一定反响。所有这些，也表明中国启蒙运动已经走向一种渐变的常态，不再轰轰烈烈，带有明显量变的色彩，但它仍然可以提升中国文化的发展高度，照亮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量变都有质变的因子，这种量变的积累最终会形成质变，中国最终会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国化的形式，世界化的内容”可能是对中国式启蒙运动的最好诠释，如何融入世界又彰显中国特色这一矛盾将长期存在。融入世界是目的，是内容，而彰显特色是手段，是形式。形式取决于内容的需要，手段取决于目的。不能用手段损害目的，用形式限制内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时间上继起，在中国却空间上并存，从而造就了中国现代转型的高度复杂性，消解启蒙甚至压倒启蒙的因素仍然会出现。如何推进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消解启蒙甚至压倒启蒙的因素出现时，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

“世界化”不等同于“西化”，具有“世界化”特点的西方话语更容易成为中国文化最先引进与消化的内容，“中国化”的内容也会融合到“世界化”的内容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总体来说，“世界化”的文化往往会涂抹上“科学派”的色彩；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已经中国化的“世界化”文化在长期的固化中也会烙上“玄学派”的印迹。不断返场的“科玄论战”是一个好事，正通过一次次的论战，中国渐渐融入世界，“科玄”的对立将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而消融。“科玄论战”从当初的惊天动地，走向波澜不惊、润物无声，最终消弭于无形。

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总是不断地提出学习谁、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在学习的内容与形式上纠缠不清，用那些外在于自己的对象武装和确立自己的理性、情感、意志、行动，不知不觉中置自己于外在对象的从属地位。由于缺乏真正洞察、预见和发现理性的能力才造成民族发展方式的模仿、跟风、照搬。这不能简单地怪罪于广义上“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明20世纪整个民族还处于康德所认为的“不成熟的时代”。

距20世纪20年代中国式启蒙运动已百年，改革开放已整四十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新常态，国人应该重拾当代“科玄”两派所掩埋自己与生俱来的独立理性、情感和意志，走出20世纪中国的蒙昧主义桎梏，用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去审视中国文化的进路与走势。

启蒙运动在中国何时从进行时走向完成时，这取决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结束；到那时，关于启蒙的一页就将尘封。现代转型以后的中华民族将是一个开启自我发现的时代，是获得独立洞察、预见、发现一切事实和真相的能力的时代，中华民族走出复兴之路而再度复兴。

                                                       （原文发表于《宜春学院学报》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