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象性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源于爱因斯坦关于光的本性研究。牛顿认为光的本性是一种微粒，惠更斯认为光的本性是一种波；爱因斯坦把光具有的这种双重属性称之谓波粒二象性，从而结束了粒子说与波动说近三百年的争论。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粒子与波并没有天然的壁垒，它们只是微观粒子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形式而已；波粒二象性是微观粒子的基本属性。本文借用自然科学中二象性的概念，提出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概念，旨在阐明科学文化既是“用”的文化，又是“体”的文化，并且沿先“用”后“体”、由“用”及“体”、最终浑然一体的逻辑展开。

一、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学术理据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说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用”是一对基本范畴，含义甚广。一般说来，“体”指主体、本体、根本、本位、目的等，“用”为对象、客体、工具、运用、功用等。“体”是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派生的、从属的、表象的。“体用”关系可指同一事物（或理念）的内部本体和外部效能，也可指两种事物（或理念）之间存在“源生”“本末”“主辅”的关系；另外，也有古代哲学家持“体用”变动不居、“互为体用”的观点。关于“体用”关系的学说可简称为体用说，或体用论（本文采用前一种说法）。

用现代哲学本体论的眼光看，中国传统哲学里的体用说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物为本体的体用说。比如，孔子认为“万物有体，又有用，二者统一”，此“体”为“物本体”。此外，程颐认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王夫之认为“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等都属于以物为本体的体用说。另一种是以“理念”或“精神”为本体的体用说，主要是指一种理念、思想或文化也存在着“有体有用、体用合一”的关系。比如，黄宗羲和胡瑗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并指出“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而“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里所讲的“圣人之道”是一种文化，黄宗羲认为这种文化有“体”，“体”是指文化上的指导原则或核心观念，属于“历世不可变”；文化也有“用”，是指导原则或核心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指能“润泽斯民”的举措，“用”服务于“体”，最终“归于皇极”。

本文认为，科学文化具有“体用”二象性特质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主要基于中国古代哲学体用说，与精神本体的体用说“高度疑似”。作为系统的人类文化，有“体”又有“用”，“体用”合一，“体用”一源；科学文化尤为显著。此外，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特质也可以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找到佐证。

（二）西方现代科学哲学蕴含着“体用”思想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范式”(paradigm)理论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与中国传统哲学里的体用说存在暗合。中国学者喜欢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哲学的体用说，并以此来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进路之一，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自信。其实，完全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论来解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打破中西哲学长期对举的僵局，并实现“洋为中用”。这不是文化自大，恰恰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库恩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1959)一文中首次提出“范式”的概念，后引发学术界热议，至今未艾。“范式”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学文化，至少说科学文化是“范式”的题中应有之意。范式的涵义甚广，仅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就有20多种不同的意思，库恩始终未能对“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正是因为科学文化的多维性使然。用库恩自己的话说，“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但库恩发现范式的这一表述未能尽其意，即“许可这种合适的模型和模式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在范式定义中通常包含的意义”。其实这两个“意义”不在同一个层级，潜藏着“体用”关系。库恩认为“由于范式包含了理论，所以它是研究活动的构成要素。可是它也是科学其他方面的构成要素……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它们通常是彼此缠结，难分难解的”。之所以“彼此缠结，难分难解”，正是因为未能区分范式、理论、要素的“体用”层级。

用中国哲学有眼光看，库恩早期之所以不能给“范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正是因为他不能把“科学研究传统”中的“体”与“用”分开。库恩试图把“范式”当作“体”，但又意识到“范式”也有“用”的特性，始终在“体用”中打转。又经多年思考，库恩在《对范式的再思考》（1974）中尝试把范式分为两种：“范式Ⅰ”是一种综合意义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范式Ⅱ”是把“范式Ⅰ”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尽管这种表述还是遭到了学界批评，还是可以看出库恩的思想较之前有明显的进步。如果借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说，库恩大致认识到“范式Ⅱ”对应着“本”，“范式Ⅰ”对应着“用”；库恩已经能把“科学研究传统”中的“体”和“用”区分开来。

在库恩“范式”的基础上，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同样可以把“科学研究纲领”视为科学文化，并从“体用”二象性上去把握它的“体”与“用”。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主要由“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构成；“内核”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相对稳定的。“保护带”由各种“辅助性假设”构成，是不稳定的，可作调整，其调整的目的就是保护“内核”的稳定。这与中国体用说中“体”是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派生的、从属的、表象的等思想高度一致。完全可以认为，“科学研究纲领”中“内核”就是“体”，“保护带”是“用”，“体用”一源。此外，库恩关于“范式”的演进学说也可以用体用论来阐释。“范式”的演进有两种：一是“范式”进步。即“内核”不变，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包括取消、修正、完善或增加“辅助性假设”，以增强范式的解释力；这与体用论中“体决定用，用服务于体”的主旨是符合的。其二是“范式”革命，是指“科学研究纲领”在遭遇“判决性实验”时，“保护带”完全失效，只有抛弃“旧内核”，最终“旧范式”让位于“新范式”。诚然，这种观点好像超出了中国传统体用说，这也是许多学者用现代西方哲学去解释中国体用说，而不是反其道而为之的根本原因。其实，中国的体用说也有“互为体用”的观点，后多被新儒学吸取。新儒学认为“体”“用”是相对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用”在特定机缘下可以达到“体”，可以转化为“体”。如果用新儒学的体用说，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范式”的革命。

从更宽广的视域看，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脉单传的地方性文化，始终是一个不断演化与进化的开放系统，这里演化与进化不仅表现在“用”上，也表现在“体”上。试想中国文化之“体”曾经是儒家学说，两千多年来，儒学一直以“正宗”自诩，今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只要文化系统是开放的，“体”与“用”的稳定性就是相对的，就会呈现“互为体用”的特质，科学文化也不例外。

二、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生发逻辑

   提出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理念，并非为了炮制概念，更非哗众取宠。之所以视其为“客观知识”，是因为它具有客观的生发逻辑。

何为科学文化的“本”？何为科学文化的“用”？

作为严谨学术概论的“科学文化”，是由英国学者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提出来的，历时只有一个甲子，但科学文化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早就广泛地出现在与科学相关的学科群中（如：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管理学、科学传播学、科技伦理学等）。科学文化随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产生，后随之发展而成为社会的显性文化，其源头要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

在古代，文化是混沌一体的，并不存在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更不存在所谓的两种文化的分野；此时作为零散、碎片化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但也是体现的人文追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人的主体性，人们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从而催生了近代科学。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认识、解释、利用与改造自然界，以期获得人作为自然界主人的地位，让人摆脱外界的奴役，成为自己的主人；此时科学研究所体现的完全是人文追求。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说，其时人文是科学的“体”，科学是人文的“用”，“体用”同源，源于整个人类文化。如果再进行本体论的终极追问，人是终极意义上的“体”，文化也是“用”，那是一个更高层级的“体用”关系。

从科学文化产生的源头看，科学文化的“体”就是人文文化，即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具有逻辑一致性，即实现人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自身中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文化逐渐从人文文化中独立出来，且经历了从狭义科学文化向广义科学文化的转变；但从根子上讲，科学文化的“体”是人文文化没有变，其终极的“体”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也没有变。

狭义的科学文化是“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针对的是早期“学院式的科学研究”。英国学者齐曼认为“学院式的科学研究”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方式，“在一群具有共同传统的人中产生出来的，并为群体成员不断传承与强化”。也就是说，狭义的科学文化是只能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产生、只有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才会具有的“天生异禀”。一旦狭义的科学文化延伸和渗透到社会领域，就会启迪公众对自然世界、未来世界进行科学思考，狭义的科学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会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此时，狭义的科学文化就完成了向广义科学文化的飞跃。广义的科学文化主要是指蕴含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伦理、科学规范、价值观念的行为社会准则和社会规范，是社会大众自觉遵循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态度，狭义科学文化的主体是科学家，而广义科学文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大众。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科学文化，着力论证广义科学文化是一种“体用”合一的文化，即具有“体用”二象性特质。

科学文化是一种“用”的文化，其“用”有三。第一，提升社会大众生活品质的物质之“用”，属于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主要指那些没有科学就永远不会出现的科技产品。比如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汽车、飞机、电脑、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它们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尽管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一个科技黑箱，但人们都强烈地相信并认同是科学在起作用。第二改造社会的制度之“用”。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文化将其中的科学知识、方法、思想、理念、价值内嵌于社会所有领域，从而使社会运行科学化；那些宏观上保持有效运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微观上社会分工更加合理、社会运转更加协调、社会生产更加高效的管理举措，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科学文化的烙印。由于科学文化没有阶级性，即使是政治意识形态很强或宗教情结很深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科学文化对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显性或隐性规制。马尔凯就曾指出：“科学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形式和不受环境约束的知识形式。这些规范典型地被认为是一套明确的限定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的规则”。第三，改造人类精神的观念之“用”。主要是指科学研究给人类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不仅揭示“苹果落地”的背后原因，还表明天体与地面物体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并不存在所谓的“天尊地卑”。此外，人们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还成功预测、并在指定时间和位置观测到海王星；还能说明天体的运行规律不仅是客观的，还是可知的。从这种程度上说，万有引力定律改造人类精神的观念之“用”远远大于飞机上天、卫星环绕太空的“物质之用”。特别重要的是，人们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逐渐养成了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协作等科学精神，并自觉地将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人类生活中，便形成了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求真求新精神、怀疑批判精神、团结合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献身事业精神等，从而构筑起人性中最成熟、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基础。

科学文化是“用”的文化，也是“体”的文化，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比如人们在乘坐飞机时，首先享受了科学文化的物质之“用”，遨游天际的同时也会对飞机飞行所涉的科学原理深信不疑；人们在对头顶的天空产生强烈的敬畏之余，也会对自然界中蕴藏的规律产生强烈的敬畏，从而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反躬自身。这就是由“器”及“道”、由“用”及“体”的过程，“器”中有“道”，“用”中有“体”。试想，如果“用”中无“体”，又怎么能由“用”及“体”？科学文化具有“体用”二象性，只是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更多显示“用”的特征，在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更多显示“体”的特征。

随着科学文化的“用”从工具化的器物，到变革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手段，再到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改造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科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先“用”后“体”、由“用”及“体”的上升性，且这种上升性不同于法律的强制和道德的说教，自然而然而又不落痕迹。当科学文化发挥改造人类精神的“用”时，此时的“用”就已经渗透到“体”的层面了，“体用”不分，最终浑然一体。此时再重读爱因斯坦关于光的本性的论述，就会觉得光的波粒二象性与科学文化的“体用”二象性特别契合，只要稍加改动即可。“体用”二象性是科学文化的基本属性，这意味着“体”与“用”并没有天然的壁垒，只是科学文化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方式而已。

三、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中国实践

中国的科学文化并非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它同近代科学一样是一个“舶来品”，“舶来”的过程也是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展开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睁眼看世界”，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才“看清了世界”。早先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独火器不能及”的技术落后，后来发现是“火器”背后还有科学，科学背后还有制度、最后归根到文化的落后。这从中国人的追赶之路可以看出，从起初的“师夷长技”，再到“师夷”科学，“师夷”科学沿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路径上升，再由理论而制度、由制度而实践，直到改造国民性的社会运动，这一进路与科学文化由“用”及“体”的展开逻辑高度一致，先“用”后“体”，由“用”及“体”。尽管这一逻辑展开始终基于民族存亡的大背景，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但科学在中国的地位还是日趋上升，国人对于科学文化的思考不断走向深入，最终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标志着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开始走向“体”的层面，算得上是“看清了世界”。所谓新文化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学文化与民主文化；与之相对照，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了旧文化。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民主与科学直接成了五四的旗号；单独一个科学不够，还要加一个民主，且把民主放在科学前面，有蕴含“民主是目的，科学是手段，用科学促进民主之用意。这里科学文化尽管是“用”，民主文化是“体”，但“用”可以产生“体”。这里面也蕴含着这样一个道理，“用”之所以能产生“体”，是因为“用”里面含有“体”的因子，正是因为科学文化内涵民主文化才可以生发民主文化。然而由于缺乏物质之“用”和制度之“用”的支撑，科学文化难以向“体”深入。五四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放大了它的“用”，以至于有人把科学当作新的权威来信仰，甚至提出了“科学万能”的论调，其实是违背了科学文化的“体”，或者说走向“体”的反面。所幸后面有“科玄论战”，它一定程度上起了纠偏的作用。

“科玄论战”是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也可以看成是关于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问题的争论；论战以丁文江为主将的“科学派”胜利而告终（或者大家愿意认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人认可了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认可科学文化可以改造年轻人的人生观，然后通过改造国民来改造整个国家，通过实现人的现代化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科玄论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余脉，它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逻辑，其意义不逊于五四。

非常可惜的是接下来的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民族存亡危机加剧。中华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更奢谈科学文化向社会层面扩散，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处于半停顿状态，甚至出现了暂时的停滞和倒退。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文化的“体用”二象性再度显现，由“用”及“体”的历程重新开启。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党和政府迅速整合全国教育与科研资源，对中国科学进行整齐划一的建设，大致是采用计划经济、集体攻关的手段来推进科学研究。科学文化建设主要集中在“用”的层面，直接对标国家重大、重点工程，希望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对于“体”层面的建设相对欠缺。在许多领域，虽然有科学知识与方法的传授，但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推广时常缺位或错位，物质之“用”难以向制度之“用”攀升。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对科学文化由“体”及“用”的全面压制，甚至连科学知识也加以排斥，科学文化几乎不复存在。随着70年代末“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和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迎来了春天。1977年高考制度重新恢复；1979年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5年设立第一个教师节，同年党中央做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95年党和政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来又将其上升为基本国策，这尽管还属于“用”的层面的科学文化建设，但许多方面已经突破物质之“用”，上升到制度之“用”的范畴。其后，政府还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对中国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深度改革，并取得实效，这明显属于制度之“用”的范畴。自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科技创新的动力除了来自政府，更多的来自于市场；创新主体也从科研院所向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下移。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初步形成，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主体进一步多元，科学理性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科学文化向主流文化回归，科学文化的主体逐渐向社会大众迁移，大众科学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升，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实现和超越有了新的期待；科学文化发展由“用”及“体”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得越来越清晰。

大致说来，中国的科学文化从清末开始萌生，至民国初年逐步形成，其后虽遭遇国内与国际战争而发展缓慢，总体而言，中国的科学文化还是上升的，且沿由“用”及“体”的上升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踏上建制化之路、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再次受阻；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步入正轨，进入常态化发展；科学文化的物质之“用”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制度之“用”紧随其后，并向“体”的层面深入。回望这一段历史，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明显“螺旋性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点。尽管如此，中国科学文化沿袭由“用”及“体”的发展逻辑还是清晰可见的。

四、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建构旨趣

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救国、建国、兴国时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时快时慢、时进时停，反而成了常态。殷鉴不远，令人深思。所幸的是，中国早已驶出民族危亡的地平线，文化也告别了思想禁锢的年代，学术性争论已有宽容的话语空间。

（一）为摆脱“两种文化”的相互纠缠提供新出路

当前中国学术界，倡导科学文化的声音有所减弱，明显底气不足，自信不够；相反，人文主义者的调门很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前中国学界陷入“两种文化”的纠缠而不能自拔。正是因为理论上的不彻底，才导致行动上的不坚决。

自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以来，“两种文化”之争就一直是世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以致形成了“两大阵营”或“两大学派”。进入20世纪，现代化在西方渐成强弩之末，并日陷窘境，“两种文化”的对峙趋于严重，作为强势的科学文化屡遭诘问，一度成为批判的靶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属于世界现代化发展路线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着与西方逻辑共性的一面，许多中国学者参与“两大阵营”之中，确有必要。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着鲜明的个性，尽管其间也伴随“两种文化”的冲突，但并不严重。理论上，近代科学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来到中国的，中国不存在“两种文化”冲突的生发土壤，所谓“两种文化”冲突是从属于中外文化冲突之中。实践上，西方科学与文化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科学文化并没有在中国扎下深根，也从未取得过西方式的强势地位。简单地把西方的“两种文化”分析框架生搬硬套过来，有人为制造对立之嫌。有些中国学者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看起来是紧跟世界学术潮流，实际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形而上学研究，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西方发达国家，“两种文化”冲突的确是个“真问题”，但在中国，它也不完全是个“假问题”，这是困难所在。中国学者要有学术自信，要“有所不为”后而“有所为”，千万不要干削足适履的傻事。

一切文化都是关于人的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也是如此，区别仅在于研究视域、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科学文化是从物的角度，研究物（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属性和功能，努力挖掘物的价值，让物更多得满足人的需要。首先是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如人的衣食住行，然后沿“马斯洛需求层次”不断上升，直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再上升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高度，其实就打通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通道，科学文化就从“用”上升到“体”的层面，所谓的“体”就是人文文化。“用”与“体”并不存在天然的壁垒，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也不存在天然的壁垒。

提出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概念，可以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元对立，摆脱“两种文化”的长期纠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每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603。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根同源，这个“根源”是指向人的。后来走向分化，从“一种文化”变成“两种文化”。人文文化是科学文化的“初心”，科学文化是带着它“初心”上路。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文化一度丢失“初心”，今天再次走向统一，就是回归“初心”；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文文化并没有退场，人文文化是科学文化的“真身”，科学文化是人文文化的“化身”，是人文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

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就是指科学文化，“人的科学”是指人文文化。现在的科学文化就有马克思一百多年前说“往后的自然科学”的特点。马克思这一论断可以解读为：科学文化将是人的文化，开始是关于“用”的文化，往后将是“体”的文化，最终是一门“体用合一”的文化。科学文化具有“体用”二象性，这可能是对这一段话的最好注解。

（二）为推动科学文化发展提供新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这里的美好生活不仅物质生活，也指文化生活，文化当然包涵科学文化；推动科学文化发展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推动科学文化发展有两个思路，传统的方法是直接在“体”上做文章，即加强对科学文化的教育，不断提升社会大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终身学习的观念，构建学习型社会等。这是一种“化大众”的路径，要求社会大众向科研工作者、科学家靠近，相当于重走当年的科学发现之路，最终获取狭义科学文化。这是一种由“体”及“用”的方式，当然是很重要的。

科学文化的体用二象性也昭示着另一种方法，不是直接在“体”上做文章，而是务实不务虚，即先从“用”上做起，由用及“体”。

弘扬科学文化的“用”，本身就具有“体”的意义。“天下无无用之体，无无体之用”。科学文化的“体用”不是截然分开的，任何“用”都彰显着“体”。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具有根本意义。没有“用”的积累，就不可能上升到“体”，这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有的量变都渗透着新质的因子，只是总的质没有变化。试想如果量变里没有微小的新质的产生，就不可能形成全局性的质变。同样，任何“用”的扩张，都是向“体”的渐进。

回望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文化物质之“用”极为弱小，支撑作用极为有限；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巨大历史惯性，科学文化的制度之“用”更难奏效；再加之，其时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传统儒家哲学对科学文化之“体”有强大的阻击作用；这就注定科学文化“体用”二象性的逻辑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人群里展开，难以向全社会推进；其结果是既没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也没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今天，国人不再是为了保种、救亡、建国而被迫学习和弘扬科学文化，而是一种自发和自觉的行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它为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加速度。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科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它与科学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源源不断地催生出社会大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个人价值与自由的追求；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由的追求又倒逼科学文化之“用”不断走向新的广度与深度。这种良性的互动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次断裂，但现在已经成为真实的存在，并走向常态化的发展。科学文化的物质之“用”上升为制度之“用”、科学文化由“用”及“体”的展开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人们对于科学文化的需要就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强求，而是发自内心的渴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科学文化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新时代不仅是科学文化之“用”展开的时代，也是科学文化之“体”，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断实现的时代，必将是一个彰显中国气派，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

                                   （原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