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科学文化”一词并不陌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由英国学者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59年首次提出。在此之前，“科学文化”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早就出现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科技伦理学等学科中，但都缺乏严格的界定，其原因可能是科学文化的内涵难以厘清，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科学文化。科学是动态的、多义的；相应地，对于科学文化的把握，也要求人们站在多维、动态的角度。这正如英国哲学家皮克林所说，科学文化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可能是多个不同的、甚至异质要素的集合体。

一、理解科学文化的两个维度

科学文化源于科学，但与科学有着明显的不同。科学是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形态表达，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它的含义相对清晰：其一指知识体系，包括概念及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其二指科学活动，其核心是科学实验与提出假说，以及由二者互动形成原理与定律。科学文化则是对科学活动中诞生的方法、精神的价值判断，是一种源于科学又高于科学、从科学扩展到社会中的信念体系。科学文化的概念相对模糊，“犹如中国画，水墨在宣纸上浸染开去，形成了比一开始的墨迹更大的印记。印记似有边缘，又消融在那张宣纸上。形象地说，这一更大的边界模糊的印记，就是科学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文化以科学为基础和核心，由科学向社会扩散；在扩散过程中，科学文化从狭义走向广义：一方面为科学自身的发展构建内在环境，一方面作为社会奠基，深度嵌入社会建制。

狭义的“科学文化”早先是科学研究共同体的“学术圈文化”，主要指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中向外自主的“心理”述说，是内禀于科学知识、活动和体制之中的价值观念对科学家的品格塑造，是一种有别于普通大众、独存于科学家身上的“天生异禀”。科学文化的形成始于知识分子阶层，首先是自然科学家群体，其次是人文学者，然后科学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向大众渗透推，最后成为社会共识，完成由“学术圈文化”向“社会圈”的跃迁，即实现向广义科学文化之嬗变。

一般来讲，文化大致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科学文化也不例外。科学文化的器物层面是支撑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包括研究主体、研究客体与中介，中介主要包括科学活动中的实验器材。科学文化的制度层面包括科学活动的各种建制，主要指基于科学研究需要，在学术共同体（也包括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出版部门）中形成的规范以及制度。科学文化的观念层面—这是科学文化的内核—可以细分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信仰等。以科学研究为生活方式的科学共同体共创、共有和共享科学文化，因此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文化印迹最为明显。

狭义科学文化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广义科学文化的结构也分三个层面。第一是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主要指那些大量存在的促进人类身心健康、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科研成果，比如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提供便利的火车、飞机、轮船、电视机、计算机等，它们使科学知识（主要指科学发现的事实以及所揭示的规律）得到社会大众的相信与认同。第二是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将科学方法内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而形成科学的社会建制，比如那些宏观上保持有效运行的制度与决策，以及让社会分工更加合理、社会运转更加高效的措施，实质上就是把科学研究的实验室放大到全社会的产物。一般说来，科学文化本身没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却有强烈科学性与人文性色彩，它已经成为现代民主社会运转的重要思想资源，它容易内化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第三是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主要是基于科学知识、方法、精神的科学信念体系，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观念变革。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天体与地面物体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告诉人们天体的运行规律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它打破了传统的“天尊地卑”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人类思想解放的意义超出了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本身。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还包括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理性、规范、公平、宽容、批判、创新、协作等科学精神，这些精神渐渐成为人性中最成熟、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基础。毋容置疑，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文化将不断增添新内容，科学文化是一种始终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极富生命力的文化。

总之，科学文化通过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积累，推动人们秉承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去改造客观自然与人类社会，同时改造人类自身。另外，科学文化在促进社会与人的进步方面，不同于人文文化的灌输和说教，它往往表现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自然而然”。

二、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中国的科学文化并非由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而成，它同近代科学一样是一个舶来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也渐渐“看清了世界”：中国落后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主要是科学文化的落后。接下来，中国人走上了追赶之路，首先是“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然后由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渐次由理论而体制；这一进路与科学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逻辑总体一致。尽管这一逻辑展开始终基于民族存亡的大背景，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科学在中国的地位还是日趋上升，关于科学文化的思考不断走向深入，并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五四运动是高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带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位先生”被国人赋予了救亡图存、启蒙革新的重任。单独一个科学不够，还要有一个民主。细加分析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民主是目的，科学是手段”，用科学促进民主之用意。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中国，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比西方科学技术更加重要，没有科学之手段，民主之目的也不可能实现。这已经涉及到科学文化的第三个层面，即启蒙大众，解放大众，用新文化武装大众。

通过五四运动以及稍后的“科玄论战”，科学文化在中国影响涵盖整个思想界，并像“水墨在宣纸上浸染开去”拥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一大批青年学生参与进来，这对于他们人生观的重塑意义非凡。在今天看来，中国现代文化既秉承了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吸收有国外优秀的文化，跟这一时期有着重要的关联。

然而接下来的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使民族存亡危机加剧，中国的科学研究遂处于半停顿状态，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极其缓慢的局面，科学文化难以向大众生活和社会层面扩散，科学文化回缩到学术圈，成为学术界的“天生异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新整合全国教育与科研资源，大致是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搞科学研究，科学文化建设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对于理念层面的建设是有所欠缺的。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约了科学文化中科学精神的健康发展；在许多领域，虽然有科学知识与方法的传授，但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推广相对缺位。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文化进入常态化发展，并逐步走向复兴与繁荣。党中央对科技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科教兴国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科学理性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科学文化回归主流文化形态；科学知识、方法、理念和精神占据了许多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的重要位置。这属于科学文化环境建设，也表明科学文化建设已经上升到观念层面。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建设为中国科学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条件，中国科学事业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正是得益于此，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或领跑阶段，实现着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的提升。

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着复杂的外因，但国人的急功近利这一内因不可忽略，这种急功近利在救国、建国、兴国、强国时期都一直存在着。上世纪的民族战争以及国内战争，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启蒙正是以科学文化，特别是科学理性、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可以说，救亡压倒了启蒙，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科学文化。如果说民族危难之时救亡压倒一切无可厚非，那么建国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以及由此所致的对于科学发展、人们思维习惯的影响则值得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虽有很大起色，但在一些核心技术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呈现一定的差距，赶超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差距固然由多种因素所致，但与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重技术、轻科学”取向（所谓“科学”也多指实用科学）不无关联。时至当下，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循规则、依法办事的内在要求始终得不到彻底贯彻，潜规则在某些时间地点仍能大行其道，这只能说明科学理性、科学精神还没有在中国扎下深根。

当前，科学文化的建制化与社会建制的科学化并不完善，科学文化内蕴的本质及其实践要求还未上升为国人的普遍共识，更谈不上内化为稳定的社会意识。新的时代，惟有敢于直面中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入地梳理与分析，才能开辟中国科学文化的新进路。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科学文化的思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文化以及如何建构新时代中国科学文化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和思考。所幸的是，中国早已走出民族危亡的地平线，文化也告别了思想禁锢的年代，学术性争论已有宽容的话语空间。

（一）构建蕴含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科学文化

关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即斯诺的“两种文化”）的争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学术大家都参与进来，这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沉下心来，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科学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易招非议，过去有人把科学文化与西方文化划等号，现在已经得到了澄清。目前最主要是应对人文文化的诘难：理论层面上，要回答科学文化如何同科学主义划清界限；实践层面上，要回答随着科学向社会的强势渗透，科学文化会不会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

真正的科学文化不但不包含科学主义，而且是排斥科学主义的。有些学者把科学文化等同于科学主义，这是不合逻辑的。科学文化涉及到一切有关科学的人类思考，涉及的范围较广。科学文化内部论争的议题很多，科学主义只是一个方面，科学主义更多是对科学文化的误读。有些学者喜欢夸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认为“科学文化本质是关于物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造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物质资源和人造物）的价值。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协调程度。科学文化的最大优点是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创新之源”。的确，自然科学主要是研究物（当然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和人本身，暂不讨论），而文化却是研究人，研究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科学文化主要研究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精神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意义，因此，科学文化当然也是研究人，只是它与人文文化研究人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不能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也有人把科学主义当作科学家的原罪，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往往更具人文情怀。斯诺的“两种文化”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推向两个极端，有人为制造对立之嫌，其实科学文化包含诸多人文因素，是人文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科学文化在上升为技术文化过程中有时会走偏，容易造成人的主体性缺失，从而引发人文主义者的恐慌，其实这是技术文化的错误，却归罪于科学文化，着实是打错了板子。现实中有些学者本来赞同科学文化的，但没能在逻辑层面对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加以区分，喜欢用科“科技文化”一词，也就难怪成了挨板子的对象。

有学者提出“科学的人文精神”或“人文的科学精神”，企图调和科学文化与人文之间的冲突，这种良好用心自然是可贵的，但他们似乎只是在提出问题上绕圈子，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操作方案。笔者认为没有构造新概念的必要，倒不如就使用“科学文化”一词。当然，这里的科学不能局限为自然科学，也应包含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丰富传统科学文化的内涵。

（二）融通科学文化的世界共性与中国特色

科学文化尽管在创造过程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会浸染一些地方特点和个人色彩而呈现出“地方性知识”的特点，但经过“科学共同体”的深度交流和加工会逐渐走向成熟，原初的那种“地方性”在完备理论中走向式微，这是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也就是说，科学文化终能摆脱时间、空间等语境，在“去语境”后又重新嵌入新的语境，即能为其它的个人和群体所共享。斯诺认为“科学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家庭出身、阶级阶层、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可能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其相似程度远远大于其他文化群体的成员。近代科学文化发展和传播史已经充分证明，科学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虽然学界是个小社会，但科学文化完全可以推向大社会。科学文化就是助推剂，即使是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也不能阻挡科学文化的渗入，所谓的反例最后都变成了正例；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近代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要不要像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样加上“中国特色”字眼值得认真研究。特色是行动之后留下的，而不是行动之前的刻意设计，不能为了“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漠视科学文化的普遍价值，搞一种所谓顶层设计式的中国特色科学文化。

文化是一个系统，科学文化是文化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文化也是社会大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与整个人类发展史相比，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不长，尽管它是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也是壮大得最快的要素，但它离不开文化这个大系统而存在，更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近代科学在起初阶段是一种自由研究，与之相伴的科学文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发性、自主性和独立性。工业革命后，科学制度化进程开启，科学研究不再是个人行为，科学研究共同体、大学、研究所纷纷成立，科学研究走向规范化、体制化。二战后，科学制度化进程纳入科学国家发展战略，科学政策也被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多上升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科学研究不再是一种闲情逸致，它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科学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须遵循一定的职业规范，科学的自主性随之下降。科学制度化过程也是科学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过程，科学文化与本土文化共生共变，只有此时，科学文化才会有所谓的本土特色，或者称个性。在当下中国，本土特色主要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般来说，科学文化的核心总是要求人们皈依理性，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万事万物，最终是实现和超越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科学文化在中国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即是科学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凝聚、融合的过程，也是普遍的理性主义的价值系统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双重提升过程。

（三）摆脱科学文化的体用之争

文化上的“体用之争”已历百年，迁延至今，且无定论。近代中国文化一直是伴随各种各样的“体用之争”走来的，科学文化的“体用之争”也一直深陷这一历史旋涡。

科学文化由狭义的小圈子扩展到社会的大圈子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科学力量的自在展现。它不是科学家对社会的强加，而是随着科学的“用”被社会大众认可并接受。“用”的层面开始是工具化的器物，随后是政治、经济运行的规章制度，乃至于要求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实行变革，再到对人的现代性型塑。科学文化对人的现代性型塑就已经上升到“体”的层面，这包括科学文化对人的启蒙、人的主体性的唤醒，以及自我价值的追求与超越，这种由“用”上升到“体”是自然而然的。所以，科学文化展开过程是：先用后体、由用及体、体用合一，最终浑然一体；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

自近代科学产生，以科学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文化就源源不断地沿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科学文化最终旨趣是解决人的问题，它是“体用合一”的文化，在“用”的过程中，“体”不断生成与发展，而“体”的不断完善又规范与引领着“用”。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科学文化的弘扬多停留在“用”的层面，特别是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奉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实用主义原则，造成了科学文化与科学事业发展不同步的现实，科学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失落，特别是培养人的民主、价值、自由这些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即作为“体”的科学文化彰显不够。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动力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开启，中国科学文化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它在继续贡献其经济价值的同时，将渐渐释放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精神价值，科学文化的发展亟待“由用向体”的上向迁移。

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里的“往后的自然科学”就有科学文化之意，马克思这一论断可以解读为：科学文化将是人的文化，开始是关于“用”的文化，往后将是“体”的文化，最终是一门文化。

                                                     原文发表于《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