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理论非相对论莫属，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非爱因斯坦莫属。如今，那曾经激动人心而又高深莫测的相对论已经写进了大学、中学教材，但“为什么是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是如何发现相对论的”反倒成了一个高深莫测的新话题。方法是创造知识的知识，是创造财富的财富，从这种意义上讲，探索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思维方法以及藏匿于方法论背后的宇宙观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笔者从爱因斯坦对传统宗教的解构入手，还原宇宙宗教感情的生成过程，在厘清爱因斯坦的宗教宇宙情感与传统宗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宗教宇宙感情对现代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并试图说明宗教宇宙感情也应该是当代科学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众所周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饱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目前共识有二：其一，宗教是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其二，宗教教义与科学知识的对立是不争事实，它对科学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发展有明显的压制。如何正确把握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研究爱因斯坦宇宙宗教感情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他把宗教经验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恐惧宗教、道德宗教和宇宙宗教感情。爱因斯坦认为恐惧是宗教观念最初的来源。远古时代的人类由于对饥饿、猛兽、自然灾难以及疾病、死亡等人生痛苦心存恐惧，而又无法象今天用科学上的因果必然律来解释，于是人类心里就造出一些许多同自己相似的虚幻的神灵来，以为那些使人恐惧的事情都取决于神灵的意志和行动，所以人们只有通过一些严格的仪式与隆重的祭祀邀宠于神灵，从而使这种人性的鬼神成为自己崇拜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恐惧宗教。这是宗教的第一阶段，也低级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道德宗教。人类在社会中生活，由于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难免会犯错误，希望得到引导、获得忏悔的机会，渴求公正分明的赏罚，这是一种对乞求能得到难以名状的社会力保护的需求与愿望。这些需求与愿望形成了社会的或者道德的上帝的概念，至此，这种全智、至善的慈父形象的上帝便出场了。爱因斯坦把这种以道德的上帝为信仰的宗教称为道德宗教。这是当下世俗宗教的主要形态，是宗教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宗教发展的较高阶段。

很容易看出，爱因斯坦对宗教产生以及发展过程的分析是唯物主义的，除了在语言表达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稍有区别，究其对宗教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来源于对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与敬畏，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这种外部力量可能来自然界，也可以来自人类社会。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对拟人化的上帝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用一种真挚的宗教感情来取代信仰拟人化上帝的宗教观。至此爱因斯坦完成了对传统宗教信仰的解构，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建构新的宗教信仰，即宇宙宗教感情，这是宗教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宗教的高级形式。即取消了“令人敬畏的拟人化的上帝”。虽然“令人敬畏的拟人化的上帝”不在了，但“敬畏”还继续保持着，那又敬畏什么呢？爱因斯坦把自然必然性看作“新的上帝”，这有别于宗教学意义上的“拟人上帝”，而是一种“秩序上帝”。“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同真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高超的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的概念”。在爱因斯坦看来，上帝就是世界的统一性、合理性、世界的和谐、自然的秩序，事物的统一性，是一种实在理性。这种宇宙宗教感情克服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保守性，宇宙宗教感情成了一种精神。可贵的是，爱因斯坦把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并断言在科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全都浸淫着真正的宗教信念—宇宙宗教感情。他是这一伟大理论的创立者，同时也是该理论的践行者。

 

传统宗教的存在与发展的事实足以说明它的合理性，这点无需重复论证，但传统宗教与宇宙宗教感情对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共通的一面在此不多涉及，这里着重分析其对立的一面。

爱因斯坦批评传统宗教对科学研究的干预，指出传统宗教对于科学研究有明显的消极意义。传统宗教总是用上帝来全程干预事件进程，其实在科学研究中，这种人格化的上帝出场是不能容忍的。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越来越清楚地昭示自然规律与拟人化的上帝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尽管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对拟人化的上帝形成挤压，但这种主张人格化上帝，总能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领域里去，仍然会消解科学研究的下一步进展，特别是在科学发展遇到困难时猖狂反扑，并收复失地。另外，科学需要自由，而信仰拟人化上帝的宗教却因限制人的自由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虽然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与普遍规律，但其特点却是主观的、虚构的，是人类头脑用其自由发明出来的观念和概念所作的创造。科学理论体系的这种虚构、自由创造的特征，就决定了科学研究与创造需要自由：外在交流的自由和内心精神的自由，特别是内心精神的自由，即思想上不受任何权威（包括上帝的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哲理和习惯的束缚。而传统宗教观不仅设置了众多的清规戒律限制人的言论和行动，而且用教条的思维方式束缚了人的思想，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因此，爱因斯坦指出：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相信拟人化的上帝，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它会葬送科学的生命。。

科学研究中不需要人格化的上帝，但对上帝的那种敬畏应该得以保存，要把这种“敬畏”转化到实在理性和自然必然性上去，这是宗教宇宙感情与传统宗教有着本质的联系与区别。宇宙宗教感情是由传统宗教观念升华而成，保留了传统宗教的话语模式。宗教感情的本意是指宗教中非理性因素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对人格神的虔诚信仰与盲目崇拜而达到笃信、偏执、忘我以至痴迷狂热的境界。爱因斯坦将其借用来表达科学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境界，表面上看这种借用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实际上这是对实在理性或自然必然性规律的感情拓展和升华。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与传统宗教已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之所以还要沿用宗教这个词，在爱因斯坦看来，是因为实在没法找到一个比宗教更好的词汇来表达他对实在理性或自然必然性的信赖。

宇宙宗教感情之所以对科学研究有正向催化作用，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它不再传达上帝的旨意或者外来的什么力量，而是向人们揭示人类自身的目标指向，同时人类也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第二，这种信仰是无私的，是完全超越个人的价值和目标的，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个人的价值与目标融合在全人类的价值与目标中去了。第三，具有宗教感情的人对信仰是虔诚的、超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宇宙宗教感情的人并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标的庄严和崇高,而这些目标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第四,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它不需要借助教会设置的清规戒律和繁琐仪式，因而是完全自由的。总而言之，对于具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科学研究过程与他们的道德人格的养成过程合二为一，如果只看它属于纯粹人性的一面，那么也许可以把它叙述为：宇宙宗教感情能使一个人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发展，使他得以在为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地、愉快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显然，在清除掉拟人化的上帝之后,宗教已彻底被净化对自然必然性纯粹的崇高感情和坚定信仰，这种由传统宗教升华而成的宗教宇宙感情不但不妨碍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反而能使他们在研究自然科学遇到困难时获得灵感与信心。

 

人类认识的本质活动是人的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反映客观现实，科学认识的本质含义是指科学认识是对客观存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当然同时它也是科学家的创造。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认识是反映和创造的辩证统一，即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然而真正做到这个统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宗教宇宙感情为其提供了一个贯通的桥梁。

宇宙宗教感情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基本信念：第一，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爱因斯坦认为，这种信念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说，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外在的世界，不仅始终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最高目标，同时，这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也深深地吸引着世世代代众多深受尊敬和钦佩的科学家，他们通过对这个外在的世界凝视深思而得到解放,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第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合理性、因果性、秩序、和谐)的本能信念。也正如怀特海所说，“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一种本能的秩序，尤其自然界中存在这种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爱因斯坦强调指出，在科学家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本能信念。普通人一般都是对神的崇拜；科学家则是对普遍的因果关系的坚信不移和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狂喜和惊奇。同这种和谐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相比，科学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只能看作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他们就会对藏匿于宇宙中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第三，对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爱因斯坦说：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一个没有这种信仰的人，是无法从事科学创造活动的，更无法做出成绩，甚至无法把自己的科学发现升为一种科学理论。也正如霍奇森在谈到科学信念时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一定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秩序和合理的,并且这种有秩序和合理是人类的心灵可以达到的，否则的话，他的事业肯定会失败。”爱因斯坦强调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者的背后，必有一种关于世界合理性或可理解性的坚定信念支撑，这种信念就像教徒对全能的上帝顶礼膜拜一样，宇宙宗教感情就是人类对经验世界显示出的内在和谐与秩序的坚定信仰与崇拜。。

简而言之，相信世界有秩序、有规律，相信世界的可理解性，这是支撑科学家进行科学追求与创造的前提和基础。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在以上的论述中，如果抛开由于词汇意义容易引起的种种误解，应该说爱因斯坦站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前沿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相信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相信这个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第二，宇宙宗教感情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不竭动力之源。

一旦科学家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科学信仰，即宗教宇宙感情，这种感情可以内化为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科学认识动机和动力，它是“科学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

从动机这个角度可以把科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方面的满足，这是低层次的；另一类之所以从事研究科学，是因为科学研究给他们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使自己的精神方面得到满足，这是高层次的。当然在科学研究领域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在科学研究领域，这两种人不乏卓越人物，他们对科学殿堂的建设有过很大、甚至是主要的贡献。如果只有这两类人，这殿庙堂就不会存在。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研究的殿堂一定有第三种人，即有着宇宙宗教感情的人。只有宇宙宗教感的才能激发科研工作者献身科学而不计任何回报的巨大热忱，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的工作中取得成就。在科学的殿堂更多需要的是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避开了日常生活中粗俗的物质欲望和无常的精神桎梏，进入了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将宇宙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感情生活的支点，由此也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先定的和谐。“渴望得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他们在科学探索中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他们能专心致志于科学中最普遍的问题而不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这并非是靠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而是来自于一种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类似的精神状态”。爱因斯坦把它形容为“思想领域的最高音乐神韵”，让人产生一种“壮美的感受”。斯坦斯在《批判的希腊哲学史》中也指出“人若时时不能忘怀其一己，不能与宇宙融合为一而臻乎无我之境地，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只限于一己利害的范围，断不会产生伟大广博的思想”。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来自于类似宗教般的激情。“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情献身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只有献身于同样目的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究竟什么在鼓舞着这些人,并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们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可见爱因斯坦是将这种献身科学的最高思想境界与心态称为宇宙宗教感情，在此意义上理解宗教与科学的统一。

当然，爱因斯坦就是第三种人。他曾经指出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动机，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发现数学概念之间的精美的联系的那种艺术家的喜悦，而不是要去认识自然界中尚未被发现的关系的渴望。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使他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只有献身同样动机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鼓舞着自己，并且给自己以无穷力量，使自己忠贞不渝于自己的志向。

爱因斯坦对科学家的分类理论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无疑还扎在现代科学家的痛处，它警示人们，那些只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虽然也能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他们未能把握科学研究的真谛，因此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中的巨人。科学研究也不是为了获得精神的满足，精神的满足只是物质满足的扩大化，他可能比追求物质满足的人走得更远些罢了，科学研究者应该有超越精神与物质之上更高的追求，当今的科学殿堂需要是第三种人。

 

宇宙宗教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信仰。一般说来，科学是理性的，而信仰一类的东西大多是感性的，科学与信仰其外在形式是不兼容的。人们总是认为科学完全是纯粹实证的知识，容不得信仰因素掺杂其中，并且随着人类进步,世间的信仰最终都将被知识所取代或者成为谬论被淘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为宗教与科学之间没有贯通的桥梁，爱因斯坦批评这种极端理性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不仅并不排斥信仰，而且可以说，科学离开信仰就寸步难行，就会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生动而又形象地表明了爱因斯坦对两者关系的理解。科学并不能断定一切，它需要宗教感情的辅助才能完善；宗教自身亦需要理性的指引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在我国，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争论由来已久而日久不下，其实爱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宗教感情早就是两者的结合新模式。它让人们欣喜地看到科学与宗教的结合不仅是对宗教的拯救，也是对科学的拯救。

从认识论角度上看，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典型的认识活动，它们同根同源，时分时合，今天又走到了一起，并非偶然，这是人类认识过程的辩证复归。从方法论角度上看, 宗教与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一般说来，科学主要采用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等理性方法；宗教则多采用体验、启示、象征和隐喻等非理性的方法，也正因为两者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两者才可以相互补充。条条大路通罗马，作为科学发现和发明，从理论上讲，不会只存在一种解决方法。人们都熟知在科学研究常用到直觉、灵感、顿悟等方法，甚至也包括感觉、知觉、兴趣、情感、欲望、意志、激情、求知欲、好奇心和潜意识，这些非逻辑的方法其实早期在宗教中常用。现代科学的发明创造并不是一件纯粹理性的事业，方法论上逻辑中心论可能会把科学发展带入误区。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希望把非逻辑的方法化归到逻辑方法中，其实它们可能是科学研究中不可通约的但又互补的方法。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观”也昭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现代科学发展，许多宗教中用的方法将通过宇宙宗教感情这一桥梁越来越多地用到科学研究中来。在现代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向宇观和超微观两极世界大幅度推进，宗教方法对事物整体把握的能力和作用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宗教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整体框架，它能够容纳现代科学最先进的理论。

毫无疑问，宗教宇宙感情应该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必备素质，也应在此意义上去理解“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弘扬宇宙宗教感情，它既能促进建立生动活泼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又能把人们从理性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从而进一步开发人的智慧和潜能，激发人的兴趣与激情，开阔人的视野与胸襟，培养人的创新能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繁荣。

 

 

    

 

 

                                       (原文发表于《科学·经济·社会》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