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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奖”教学就是“重视”教学吗? 精选

已有 5298 次阅读 2010-2-2 09:34 |个人分类:教育杂谈|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大学教学, 大学科研

  报载:“河南科技大学斥资110多万元对两年来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奖励和表彰。……国家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奖励40万元,学院教学工作优秀奖的学院奖励11万元,2009年度大学生学科竞赛获奖单位和个人奖励62.62万元;对134名获得2008~2009学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的教师、55名获得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优秀奖的青年教师、9个获得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优秀组织奖的学院进行了表彰。其中,获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课程的车辆工程教学团队和‘数控技术’课程,各获10万元奖励” (谭永江 韩卫红.《科学时报》,2010-2-1 B2版) 。看了这则报道,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反反复复在思考这一事件背后的本质和价值追求。难道说“重奖”教学就是“重视”教学吗?
  奖励作为一个社会学事件,当然也包括主体、客体和形式三个要素。奖励的主体是什么呢?即由谁来奖励、奖励标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谁;奖励的客体是“什么事、什么行为可以得到奖励”;奖励的形式包括就更多了,如本报道中的“金钱”无疑是最直接的,当然也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价值上的等等。那么,把“教学”作为一个奖励事件,其主体、客体和形式应该是那些呢?我认为其主体应该是教学委员会和作为教学过程互动一方的学生。因为,只有教学委员会才能最了解大学教学过程的本质规律,才能制定较为科学的评价体系;只有学生,才知道那些举措是好的,那些教师是真正的优秀的教师,学生无疑是评价教师的最主要主体。教学奖励中的客体体现了“评价教学”中的价值追求,是教学中的榜样和追求的样版,得到教学奖励的对象,应该是教学中师生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其中,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师傅带徒弟”,还是西方的“SEMINER”,追求的都是师生互动。教师和学生均成为教学过程中的共同主体,是教学中的最高境界,是教学奖励应该追求的目标。而作为奖励的形式,更应该多样化。当然,无论何种形式都应该使当得奖者觉得光荣,让学生受益。
  以上述标准,对照河南科技大学的教学奖励事件,我们发现他们重奖的是“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课程的车辆工程教学团队和“数控技术”课程,重奖励的是各种竞赛获奖的单位和个人。无疑,这些应该奖励。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些“获奖背后”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课程,还是各项其它奖励,无一例外的都是“学科建设”导向的:即以学科的实力、学科的科研成果为基础的,并没有真正体现教学的本质规律和价值追求。那些真正一心一意认真教学的教师,并没有得到奖励。我可以试举我身边的两个实例作一实证。一个是我所熟知的一些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课程,他们获得了大奖,但并没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只是他们有很多的成果:论文、教材等。同样,我也熟知一位老师,他的课得到学生的公认,他开出的选修课场场爆满,很多没有选上他的课的学生,都在认真听他讲课。他到现在为止,还在每年的两个假期中义务到西部支教。但就是这样一位受学生尊敬、爱戴的教师,到现在为止,没有获得到任何奖励,人到中年,已过“不惑之年”却还是一名“讲师”!因为,他不善于写论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教学奖励在“异化”。它奖励给了在“教学平台上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奖励给真正教学中有益的事件和个人。它的示范效果会走向奖励的反面:由重视教学转向重视科研。而且,奖励的形式也不能就“金钱”这一种形式。就连我们的温总理近日也发表了:“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这样的感慨!如果学校的当政者真正用意是奖励教学的话,那么,就把奖励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吧,让学生成为教学奖励过程中的主体;如果重视教学,就认认真真抓下教学过程吧,把课堂真正变成“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如果真正重视教学,就重视一下那些把整个身心都献身于课堂的教师,给他们一个尊重、一个话语权、一个“教授”称号吧。
简单评价搞乱师生关系

大学生给老师打分成一分钟游戏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王兴渠 蔡梦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2-04 [
    一个故事让高等教育学者谭力教授痛心不已。

    上个学年末,北京市某著名学府一名中文教授在年终评教的学生打分中,出人意料地居于末位,“这位教授在全国业内向来以治学严谨著称”。

    近年来,作为对高校教师教学监督的一大重要机制,大学生评教制度在全国高校逐渐推广,然而一边是就业难和大学生的求学渴求,一边则是许多大学生监督权力的异化:要么敷衍了事,要么成为“变相筹码”。

    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由此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一些老师为“邀宠”,上课内容不多,段子不少,课堂气氛嘻嘻哈哈,而要求严格的老师反而很受伤。

    让谭力教授忧心的是,这样的评教反而损害了教育的价值和严肃性,“老师是最先的受害者,学生则是最终的受害者”。

    “一分钟游戏”:大学生虽然对一些老师不满意,但在评教时又繁衍了事

    听说成绩出来了,刚刚放假回家的上海高校大三学生晓静赶紧登录校园网,打开“教务信息系统”,在点开“成绩与重修查询”后,评教页面弹了出来,这是查询学科成绩前的必经程序。

    鼠标在“啪啪”声中沿着“A”飞速下移,不到一分钟,晓静把10多道选择题全部答完,点击“确定”,重回成绩查询系统。看到这门考试自己顺利过关,晓静松了口气,又开始下一门课的查询……

    回忆起第一次评教,她比现在郑重多了。

    那是大一的第一个期末,班主任拿来一堆表格,全班同学封闭起来,填写对刚上完课的各科任老师的评价。晓静一条条认真看完所有选项说明,有时还会在一个小项等级A与B之间犹豫半天,最后还写下数百字的个人感受和建议。

    但让她意外的是,自己期待的改变并没有出现——那位社会活动频繁的老师上课仍然喜欢接手机;打扮时髦的女老师依旧机械地翻动PPT,整堂课保持一个声调地“念经”让人昏昏欲睡……

    和晓静有相同感受的同学不在少数。当不少大学生认认真真满怀期待地填写完对老师的评价和建议后,老师身上频频出现的痼疾让他们最终收获的只有失落和绝望。

    高校由此出现一种怪现状:一方面很多大学生对一些老师不满意;另一方面却又敷衍了事,“慷慨”打出高分。

    天津大学的一份调查给这种现象写下注脚:2008~2009学年的第二学期,天津大学全校教师在“学生评教”中的得分绝大多数在97分以上,80分以下的只有一人。在该校“校领导接待日”里,天津大学校长龚克与学生对话说,这个结果让学校感到很“为难”,因为既要以此评价教师,“又不敢用”。

    “如果老师不是太差,我们也不想多‘挑刺’,成绩出来后再给他打低分或提意见也没多大意义,这是一种滞后的监督。”北京某高校新闻专业大四学生赵亚平说,身边同学大多把评教看成是校方的一种“亲民”形式,只有平时给分较低、喜欢“折磨”学生的老师遭人记恨,才会得“中”或“差”。

    赵亚平说,现在很多同学心态都很平和了,并非不在乎教学质量与评教结果,就业这么难,大家都想学到一点真东西,只是满腔热血的批评意见往往“如石沉大海,连个响都听不见”,再打分时自然不想浪费时间。学校刚开发出的查询成绩前必须打分的系统也就变身“一分钟游戏”——不用看选项说明,一般都打A,偶尔打一两个B,免得人说,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有时候赵亚平甚至还会帮同学复制一份上交就行。

    严师受伤:课堂要求严格的老师评教时往往得分不高

    游戏化的评教一方面是流于形式;另一面则让人有些不安。

    两年前的教师节,华中地区某高校化学工程学院蔡教授获得学校颁发的“教学优秀奖”。该奖项先由学院根据一线教师完成教学、科研工作量,同事、学生评价推荐至教务处,教务处汇总审核后,组织督导专家对推荐对象进行考察评审。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获得该奖项之前的一学期,在该学院近50名教师中,这名教授的学生网络评教结果,名列倒数第二。

    这个结果是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四个班130多人评出来的,当时蔡教授上《化工热力学》,并指导部分学生做毕业设计。

    上过蔡老师课的学生大部分用到了“严格”一词,还有同学认为其“要求很多”,“上工艺学的时候让我们上课不准玩手机、不准睡觉、不准看报纸看小说。上蔡老师的选修课时,正好之后一门是电工课,作业很多,一些同学就在蔡老师的课上做电工学的作业,蔡老师肯定要批评。”

    “跟蔡老师做毕业设计能学到蛮多东西,有一两次晚上七八点还让我从宿舍去学院改论文。”一名当年的学生感慨,现在回头来看,很多同学都很感激有这样的好老师,“那种严谨的态度对人的影响也许是一辈子”,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则会认为,“这样的老师就容易讨人嫌。”

    无独有偶,在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教师吴慧也被打了一回倒数第二。吴慧是博士毕业后留校的,年纪轻轻可对学生要求蛮严。“每节课后会留作业题让大家做,上课想举一反三的时候,就点名让同学起来回答问题……”

    还没结课时,大家私下议论到时候倒数第一的老师肯定是她,新学年很快有人就传出消息,“果不其然”。

    被异化的评教带来诙谐一幕。胡晓(化名)是杭州某高校的老师,每到周末,几个朋友想休息放松下,叫上胡晓去游西湖、逛雷峰塔,但是胡晓不能去,他得陪学生一起玩,和他们打牌、吃饭,“和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给我打的分高,我才能多拿奖金。”

    存废之争:结果不公开,等于没评教

    一年前,武汉一所理工类高校教务处对部分教师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项就是网络评教。该校化学工程学院夏老师写的是——方式很好,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收取学院其他10多份调查表时,夏老师看到大部分表上关于该项有四个字——建议废除。

    又到期末,老师们正面临学生打分这场考试。有人说学生评教必不可少,有人说学生评教流于形式。

    在一片争议中,很多老师和学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学生评教,必须确立更科学的评价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别敦荣教授认为,最近10年内走上教学岗位的教师占到60%以上,学生评教对于这些年轻教师影响不小,虽然高校对学生评教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从学生角度来看问题,但有学生给所有任课教师的平均分都接近满分,这样的评价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同时,所有学科评价系统标准化,容易造成评价不公正的情况。评教时不同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和评分标准,应更重视学生对教师的综合评价。

    “评教应让学生多做事实判断,而少做价值判断,几节课结束就让学生对老师的师德下结论是不合适的。”比如设计“老师是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这样的评选题目就很欠考虑。

    谭力教授力主评教结果公开。

    从事高教研究多年的谭教授介绍,学生为老师评教,眼下已是各高校普遍实施的措施,目的是鼓励高校教师多用点心思在教学上。可是评教的结果,却很少有学校愿意在学生中公开。

    结果不公开,等于没评教。在国外不少名牌大学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结果都是公开的,学生可以查到任何一位教授在学生中各方面的评价,“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评价教学是学生的权利,而且学生也最具发言权。”

    在他看来,评教结果公开的前提,是所有教师都把教学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这样评教结果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谭力教授认为,评教的终极目的,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评价,更应该关注教师给与学生的知识积累、思想沉淀、未来发展,“是一种教育的理想和付出”。

    在大学生“游戏”评教的悖论背后,“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今天的大学应该给孩子们什么?”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0-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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