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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大学的价值标准贫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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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Terrible，大学价值标准的贫瘠”一文，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何会这样呢？谁该为大学价值标准贫瘠负责呢？我们传统的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剑桥大学原副校长阿什比也说：“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象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对大学价值标准贫瘠来讲，也应该由大学自身和大学外部组织、环境负责。
在外部环境中，对大学价值标准贫瘠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高等教育的投入体制。中国教育管理体制实施的是标准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大学基本上没有自主权，或者说在大学关键事务上，大学没有自主权。比如说，大学的教师评聘，教育部、各省的教育厅有具体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的级别和任命由教育部或各省省委行使；大学的办学经费由教育部或各省人民政府划拨；大学的科研经费由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各类基金等通过竞争方式下拨；国家的各项奖励由相应的部门评定；大学的专业设置、博士学位授予等权力也都在政府的教育部门手里。可以说，大学的主要事务、核心指标的把手在政府教育部门或科技部门手里，大学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致，不得不媚俗。当纪宝成校长说，教育部的一个小小的副处长教训人民大学的老教授如何教学时，你不觉得权力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吗？当教育部评估组一个小小的女秘书到广西一所大学时，校领导去接机，在感到权力的力量强大和大学的堕落的同时，你不感到大学的无奈与悲哀吗？前段时间闹的沸沸扬扬的武大驻京办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各大学基本上都把跑教育部、科技部、省政府当成大学校长的头等大事。在此等管理体制下，让大学不畏权力、不敬权力，根本就不可能。再说投入机制，大学的各项经费，名义上是公开竞争，可大学心里十分清楚，这种公平绝对让位给关系。大学对教育部、甚至教育厅的处长毕恭毕敬也就不难理解，大学敬重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权力背后的金钱。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各校像接待中央领导一样接待评估专家也就很好理解了。可以说，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借助权力平台对大学实施的科层式管理模式直接促成了大学对权力的敬畏。
在内部因素中，对大学价值标准贫瘠影响最大的是大学官僚化和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在大学中各级职能部门、各级行政官员掌管着大学的资源分配、人事安排、学术评价、职务评聘、奖罚执行等。他们是政府官员的代名词，拥有着类政府官员的权力。教授工作的好坏由他们评价；教授的奖励由他们决定；教授不得不敬畏他们。同时，大学引进的市场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也直接把各项学术工作量化、指标化、金钱化。大学中的组织特性被企业化，大学的学术规律被标准化。把一篇论文、著作、奖励直接与相应的分数挂钩，与相应的金钱挂钩。北大李零教授把此比作“大学就是养鸡场”。教授被当成老母鸡，只要能下蛋，就是好鸡，否则就不是母鸡！我敢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心灵”教授纳什，如果在中国的北大或许早被开除了。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大学不得不敬畏指标，反过来，大学被指标控制，成为指标的奴隶。长持以往，大学教授对指标敏感了，对金钱敏感了。当研究一个学术问题时，不自觉地会用“金钱”来衡量，彻底成为挣钱、挣分的工具。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却给忘记了。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特别是：当一个教授、博士辛苦写就一篇论文，却得找人发表并交版面费时，你不感觉知识根本就没有力量吗？当一个官员，没有做任何学术工作，你却发觉他著作、大奖等身时，你不觉得权力可以左右一切吗？当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金钱，来发表文章、请人代笔时，你难道不觉得搞学术是一种悲哀吗？当权力、金钱可以摆平一切时，当知识的力量式微时，你是相信前者的权威，还是沉迷于知识的力量呢？可以说，当权力、金钱成为社会交易的唯一资本时，社会的价值标准一定是金钱和权力。大学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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