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教师中的三六九等
——直面中国大学问题之四
刘浔江

                                                         吾欲从师，可从者谁
                                                                                       ——柳宗元
       自秦汉以来的爵、位、禄分开制度及其后形成的品位分类法，经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传承与完善，最终使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的“官本位制”得以札根于中国这块封建社会精耕细作的土壤中、并发芽成长壮大起来。
由于我国在推翻封建思制度以后，没有彻底进行封建思想的批判和清除活动，封建文化和观念也就没有随着封建制度消亡而一起退出历史舞台。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中国现在无处不在的“官本位”，特别是体现在现在的大学中的过于行政等级化尤为显眼。大学本质上是学术性的社会组织，其学术性职能是大学生存合理性的唯一根据；但过于行政化等级化却将我国大学导向官僚化、衙门化，形成一种“拜官主义”的内部介值取向。使“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成为不少大学一大景观，折射出我们大学的行政部门之多和人浮于事的局面。不仅如此，这种行政等级化还延伸到了从事教学、科研的系和教研室：系为处级，教研室属科级。此时学术组织的学术、教学权力在强调行政权力方面黯然失色。其带来的道德后果，特别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鉴于行政官员的过份强调其行政权力，使一些职能部门“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异化为指挥权力并导致行政权力泛化，致教学人员的行动唯行政人员马首是瞻，使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取决于其对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
       其次，由于“官本位”现象反映在大学行政结构上主要是通过对教学机构主要领导人的任免、教育管理部门和行政人员直接参予资源分配、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在学术声望和行政等级等方式上加以体现和维系，由此使教师在价值取向、资源分配、、职称获取考核、检查、评比、申报项目或成果等方面屈从权力意志、并争先恐后拥入“仕途”而对官趋之若骛。教师进入官场不仅为自身在资源分配、、职称获取考核、检查、评比、申报项目或成果等方面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也为自身进一步升迁铺平了道路。据中新社今年12月17日讯报导，12月初，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中，85﹪以上的也都是官员，其中60岁以下的除一人外全都有校长、院长、副院长等一类头衔。由此可以看出“仕”的魅力为何如此之大了。
      年去岁来，大学行政等级化、“拜官主义”的内部价值取向终于水到渠成地将大学的教书匠们分成了三六九等。
      先说这三六九等中的上等教师，自然是大学中的那些极少数的“招牌教授”。据说是这些教授中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他们按院士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两院院士、进入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者、具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资格者的顺次排序；如果学校没有院士也不妨，可以按熊丙奇先生说的搬一个“砖头院士”过来“填空补齐”（《科学时报》2008-8-5）。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新合并升格的“本科学院”身上。有趣的是，这种“砖头院士”并不像砌墙砖头那样永远属于所建建筑而属于所聘学院。他们接受聘请不是为了当好他们的名义校长、教授导师之类，实质上只是挂挂名、拿拿聘金如学院的花瓶摆设而已。他们的办公室是常年铁将军把门，从来无人见其真面目的。用“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去室空”形容他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这类教师中也包含学校中的校级领导的。不管他们有无上述人的本事，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总会设法带上若干学位或者学术头衔、跻身于这类教师中的：即没有博士头衔，他可以公费读博，弄个博士头衔；没有教授职称，应用政府行为去管理系列之类中捞个教授就是；至于拿不到院士或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不过挂个著名学者的挂冠或搞个什么学术评议组的组长当当还是办得到的：何况“俺是校长，学校还不是俺说了算。”于是，一个大学便在校长领导下，带领着“招牌教授”们撑着大学的门面。举凡招生、对外宣传、作广告等无不拿他们说事。他们犹如电视中的化妆品广告里的名星一般。
       这三六九等中的第二等教师当属大学中的学官。所谓学官就是通称的双肩挑干部，特别是所有有官衔的教授。学官有官衔，而且还有教授、研究员一类称谓；不过他们主要身份其实是官，因此是大学里说了算的重要人物。至于其职称，其中不少是先官、而后以官职再谋还有点“甜头“——譬如四室一厅住房、数万元“教授”职称奖励、配偶或一个子女就业及电脑一台——的教授。当然这类教授绝不是靠固守清贫、辛辛苦苦“板凳要坐十年冷”地做好学问挣来的那种货真价实的教授。前一阵子听一过去的同事说，他所在的学校把一个工会主席、一个宣传部长和一个未教过一天书的服务公司经理整成了“教授”，大约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不啻是对我们今天某些大学的政府行为职称的无情嘲笑！
      大学既有学官、而学官们又是大学说了算的人物于是大学衙门架子也就自然搭了起来。大学因他们而运转。这时大学中的真正教授，既便是有些撑门面的教授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因为一则是不少学官就是教授，二则则是大学这个衙门曾经“看重”的教授就算走了花钱再找就是，不就是几个钱么？反正纳税人的钱有的是！
       除了上述两类教师外，余者就是靠挣“工分”吃饭的教师。他们虽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但本质上是过着“在人屋檐下”的生活。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重点大学实行校内津贴并在以后推广至所有大学以来，他们因资历（或学历）、职称、科研成果、（与项目级别和经费数额挂钩的）研究项目及获奖情况之不同而处于不同的阶梯上。自然谁在那一阶梯上，属三六九等中的那一等，这却要由评价指标制定和解释权的归属及行使者的校级领导和某些学官们说了算，一般教师是无权参与上述“游戏规则”的制定的。他们除了一点可怜的“硬指标”（而且这些“硬指标”还受制于政府行为）外，还在人际关系、与权力靠近的距离和人事运作等微妙而极具韧性的“软因素”面前处于十分无奈的状态：所以大学中的这一群体是大学中始终处于弱势、被动的群体（尽管他们是大学中干“教学计件活”的主力军）。不幸的是，往往按上述“游戏规则”初次评定津贴级别方案常成为此后这类活动的参照系、而左右着此后的评定。由是，教师内部三六九等级别由此定格而引发一个猜忌、内耗的恶性竟争环境，人际关系趋向紧张、脆弱而微妙！
大学行政等级化及其摧生的价值取向让大学忘记了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使教师在多重分级的不合理环境中工作，毕受心理失衡的煎熬。作为生存于体制内、并感同身受着行政化日益突显的种种弊端的绝大多数普通大学教师，当他们遭遇行政管理过度、处处受制于行政强加给他们的评聘标准、而这个标准又充斥着外行领导内行的微妙而神秘的“领导意志”、并被人为地划为某种“阶级”时；当他们的教学、学术在行政权力泛化下几趋于无而处于失语状态时；当他们在大学难以获得公正待遇、并遭遇体制赋予校长、学官的权力决定着他们的资源获取、职称评定、薪酬待遇以及前途命运时，不禁就使我们想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和安得鲁?怀尔斯。纳什似乎无所事事多年，但却没有校方和学官们的干预，也没有同事的任何讥议，更没有任何考勤、业绩考评和评先进个人之类的“鞭策”；他不出成果时没人说他，可他出了成果，并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没有人表扬他更没有成名之后的轰轰烈烈地庆功、宣传、奖励和媒体的采访和热炒。安得鲁?怀尔斯9年未出过一篇论文却解决了Fermat定理这一困扰世界数学家的难题。对他们来说，他们、他们的学校，以至整个学界认定：教学、科研工作是由那些乐意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来做，校长由那些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的真正教育家来当。对这些人来说，施压、包括目前行政主导的“教学质量评估运动”还有必要吗？宽松、宽容、乐意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是真正出教学质量和科研成果的肥沃文化土壤，这样的土壤自会天然形成一种非行政化的公平而和谐的教师级差。我们期望大学减压，调整甚至取消那些导向助长浮躁、内耗之风的规定和评价指标，为菅造一个宽松、宽容、平等的校园环境创造必要的条件。
                                                          200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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