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直面中国大学问题之三

刘浔江

                                               学校之法度，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

                                         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夫、君夫”，则

     “吾谁欺”？

——黄宗羲

     2005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莫林潜以“′教育产业化′始作俑者为何改弦易辙”为题，对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教育产业化”提出了质疑，现摘抄如下：

       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论

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

（9月4号《新京报》）

    汤敏先生说，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其实，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完全免费教育。一

  句词义反复的话要由专家作为建议提出来，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汤先生提议对高校贫困生免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不过这个问题要是认真讨论起来远非这么

  简单。实际上，身为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因为被视为“教育产业化”

  的提出者而受到了很多指责。1998年，先生提出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

  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

近 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

言可以培养人材，增强人材国际竞争力。

    七年过去了（到2009年已是11年——笔者），我们回顾一下汤先生所提建议的“丰硕成果”：

  大学扩招的同时，学费高涨，毕业生就业困难，教育质量滑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因教返

  贫“成了常见的现象，“学费杀人”的新闻时有所闻，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在这种背景下，汤先生又提议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实际上，这与汤先生当初所提建议是南辕北

  辙的。免除学费又怎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呢？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

  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

  利益的腐败行为。这可能是汤先生改弦易辙的原因所在了。

    文章还指出：由于我们对产业化主体不明确而导致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公立学校以产业化的名义大肆收费，这里专家的建议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并认为汤先生的大学贫困生免费只不过是问题的皮毛。真正的问题是要反思汤先生的“教育产业化”、以弄清教育质量每况愈下的背景下学费却越来越高、学生学费和财政拨款中有多少用在了教学上，又有多少被高校内的贪污腐化、奢侈浪费吞噬掉了等问题。非如此，“贫困生的难题都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06年4月11日，《科学时报·大学周刊》又在题为《汤敏：十年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愿景》一文的编者按中说：“高校扩招错了吗？伴随着1999年以来的大学大规模扩招，中国教育出现了如贫困生上学难、毕业生找工作难、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扩招的“声讨”。4月6日，曾向政府荐言“大学扩招”的经济学家汤敏受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之邀，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而是跳出目前讨论的范围，谈论了十年后大学的教育状况，对十年之后的中国教育作了一些畅想。从汤敏的畅想中大家不难听出，他依然认为扩招本身没有错”。其实这一点汤敏在2007年的一期《电子杂志》中已著文直白了他的扩招本身“没有错”的观点。

一方面是身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并能左右政府听从其扩招建议的汤敏认为其扩招建议没有错，另一方面却是人们感同身受十一年扩招后的“丰硕成果”的“声讨“。看来，是该反思反思“教育产业化”下的教育、特别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了。

二．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溯源

其实，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提出和推行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早在科举时代，虽说最初科举制度并未含“产业”的考虑，但集官本位与精英主义于一体的这一制度不可能不成为汇聚“利益”之渊薮、并在其周围滋生、繁殖出一个个以获利为目的地产业生态，渗透于“作弊”、“寻租”、“分赃”和“文凭”等各个角落里。

以“作弊”——清朝科举舞弊为例，其出钱贿买、怀挟夹带、夤缘请托、雇请抢手和换卷顶替（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实录》等）均有录在案，史不绝书。尽管历代对科场考案之类处理极为严厉，如枷号示众、抄家、流放、腰斩，但也还是无法不让它绵延至今。何况毕竟今天的精英们已进入文明社会，枷号、抄家、流放、腰斩已不能施于他们，“作弊”的功利诱惑如此之大，违规成本如此之小，终于使它拙壮生长到了今天。年去岁来，除了夹带、抄袭、交头接耳、换卷子、顶替、走门道等传统手法外，而今手机、商务通等高科技也加入了这一古老行业。卷入的人种除考生外，官员、监考官、命题老师、校长、社会上的“助考公司”（2003年高考期间，出现于潍坊、东营的“助考公司”，以全套答案3000元的价格承诺助你考上本科）、枪手一应俱全。这些如今还推进到了评职称等的领地！

说到社会根源，似应从我国市场经济元年的1993年说起，又因似乎只有北京大学才能承载有关中国大学的叙事功能，我们难免不注目北大的南墙。因为以它为标志，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对方空兄的彻底屈服，开创了中国大学直接经商言利的先河。

1993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元年，在“教授卖炊饼”的赞叹声和“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埋怨声的二重奏中，北大推到期了校园临街600米长的虎皮斑石南墙，改建为面积约25000㎡的商业街。此后，素以重学术的北大人被评论为“这是一个大悲哀，从现在起，北大不会再出现一个纯正的学者”。而这个“悲哀”不久便被1993年后的八年中的商业街上饭馆林立、小贩云集的嘈杂声所淹没。作为中国大学代表的北大人在全国商业浪潮的裹挟下，似乎已经忘记了由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他们当年缔造的北大，而使它成为生意场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下海”、停薪留职也成了时尚。……

虽说到了2001年，40多年前的那长600m的虎皮斑石南墙经过了被商业街的替换逾八年而再次被灰色的水泥墙所取代，茯得了“重建南墙，北大回归“的赞誉，“但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校企短期的可见利益，比之教育滑坡，这却是一个长期无法弥补的失误！”特别是北大的“示范效应”也为1998年的“教育产业化”的出现提供了“佐证”和“理论根据”。加上为响应“教育产业化”，媒体的不甘落后的鼓噪及政府的最后拍板[仅管其后2005年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说：“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解读教育产业化资源化》2005-12-23，新华网），但实际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通知》中已将教育置于与各产业并列的位置上了]，终于使“教育产业化”在全国大学中大行其是、并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功利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三．高等“教育产业化”衍生的种种子产业

在中国，每当一个“新事物”面世的时候，总少不了我们 一些不甘寂寞的理论家们的喋喋述说和论证，直至听者必欲点头而罢休。十一年前，一打汤敏荐言“扩招”、中国大学被推上“产业化轨道”上时，不说理论家们的论证文章铺天盖地¹，就是你要对你所在大学的“扩招”说点不同的看法也会被“另眼相看”：少则斥以“不懂市场经济”、“不黯‘规模效益’就不要说三道四”；重则则以下岗论处！

就这样，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旗下，追求经济利益便悄没声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历来享有神圣光环的大学，以致在趋利方面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趋利的无限性和排他性又进一步使教育堕入丑陋的深渊而为社会所不齿。教育乱收费连续几年被列为首位社会问题又为良知者所担忧。教育界终于在短期内沦为权、学、钱交易腐败的重灾区。各种“产业经济”此时应运而生，请看：

考试产业：分折研究试卷、揣摩考官心理、洞悉考试规律成为风气。“考试书店”、“高考辅导班”、“考研辅导班”几乎遍及全国。面对托福高分而英语能力极差的中国学子直让美国人惊诧莫名。考试产业让东方之类赚足了“方孔”。“分折、揣摩、洞悉”也将不少学生引入歧途！某学院一外语教授在考研班向数百学生讲述如何“猜题”、如何取巧通过6级，而不是向学生介绍如何学好外语。一个晚上的猜题报告，进项近千，但如此误导学子投机取巧，又岂能为社会培养引领社会的精英人材？

文凭产业：如今查获的大小腐败官员，多有持假文凭者。2002年中央四部委清查假文凭，在全国67万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 名中就有一人的文凭有假。湖北省县处级以上29万干部中，持假文凭者700余人，占清查人数2﹪；深圳市被查44213名干部中，826人学历造假，占清查人数的1.9﹪；成都市6000余县处级干部中竟有450名干部文凭有假，高达7.5﹪！当选拔干部的“知识化”标准异化为“文凭化”后，弄个标示身价的文凭便成为官员们追逐的对象、从而贩卖假文凭也就出现在不少市街的广场、车站和天桥上，其泛滥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所在的市则是随处可见。据《国际先驱导报》报导，北京大学旁的假文凭贩卖比比皆是，无人过问。一张北大文凭，本科300元，硕士500元。大名鼎鼎的胡长青的北大文凭就是在该处买来的，然后一直到腐败案发才被曝光。由于全假文凭风险太大，于是不少大学就举办了各类本科、硕士、博士班，在职斑及短期培训班。湘中某学院与原武汉水利学院之委托合约办的“研究生”班便是未经任何入学手续、纯属盈利的公款贩卖“真的假文凭”的功利之举：学院多了三十余个“研究生”、有了应付“教学评估”的一项“底气”，武汉水利学院则又多了一项“创收”，可谓是皆大欢喜！此外干部、教师在职读硕、读博几成风气（甚至一些新合并的“本科学院”院长也来凑热闹的公费读博，他们有人伴读、听课和过考关。并轻轻松松拿得博士文凭）。硕、博文凭如此吃香，以致惹得博导也来读博，大约也可载入“今古奇观”了。至于干部进短期培训班以其资格证书算作学历，对外以硕士、博士自诩更是比比皆是。甚至而今有的党校也加入了“文凭产业”，这可由海南省委党校办的研究生班为证。如果算上各大学、学院办的有名无实的函授斑、3+1的初中生大专班之类，文凭产业可谓是红红火火，前景看好。

作弊产业：作弊无需考者费力便可获得所需的证书，可以顺利地通过高考。仅管有《国家教育违规处理办法》的出台，将监考等工作人员和考生的违规行为分别详细到违纪9种和9种、作弊10种和14种，但是也未能遏制住作弊的势头，作弊形式之五花八门，直令人眼花缭乱。除前述之呼机、手机、商务通、考试公司之类被摧生的产业外，就连校旁的打印店也学会了利用往届学生的论文卖钱，他们把往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存入电脑，以100到200元一篇的价格卖给下一届的学生。此外，考级、写论文、职称外语考试中的请“枪手”时下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懂ABC的人居然靠作弊捞了个教授帽子的趣事也时有所闻。将外国杂志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充作自己的论文、再化钱登在国内期刊上以求评得职称也算是作弊者的一大发明。其实这在今天也早已不算新闻，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有人开其先河而作出了榜样，前不久笔者去图书馆查阅《机械强度》杂志过刊就发现其中一文竟全是抄袭美国《Machine Design》43卷第三期上R.J.Harker的《A Simple Way to Use Vibration Equations》一文，图文无一遗漏，其明目张胆和赤裸裸，堪入吉尼斯纪录！究竟每年在众多核心学术刊物中有多少篇这类假论文，而这些核心刊物又赚了多少版面费，可能谁也统计不出，问题是这些作弊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得天夺之魄而后已的原因是什么、或许从下面摘引的某学院的奖励政策中可以找到一点答案：“在我校工作的教师晋升教授后，一次性奖励3万元（实为4万），资助计算机购置费4000元（个别的实报3万元），分给4室两厅住房一套，可安排其符合条件的两地分居或无工作的配偶或子女一名来我校工作，享受教授津贴，另资助相应的科研经费。”如此诱人的利益焉得不招致那些日思夜想捞得个教授的人的垂涎。从而自然而然地也就滋生出一个“假论文——版面费——名利”的作弊产业链，作弊者清醒地认识到进入这个产业链的“一本万利”结果：假论文不过几千的版面费，加上评审教授运作费4至10万，最多不过11万左右，相对干住房、津贴、亲属工作等实在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在教学评估必得有若干高级职称条款的赶逼下，大学、特别是新合并的“学院”这一级“本科大学”的“批量生产教授”也就应运而生，谁能说这一作弊产业中的“子产业”有什么不对呢？

学术产业：而今高校称导师为“老板”，按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界说，他们是这样一个群体：虽是科研人员或导师，却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而只担任公关任务便能比任何同类人拿到大的科研项目。他们把科研视作经营，凭着各种关系，钻菅说项，极尽长袖善舞之能事，以自己的名义拿到项目，如目下建筑业中的“包工头”一样层层发包。在封闭的科研经费申报与拔付的黑匣子中，其较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为这些老板们提供了生存土壤，使他们得以在“运作（特别是运作管理项目、管理资金的官员和评审专家）——拿到课题——层层转包——茯（资金与学术荣誉之）利——继续运作——拉到更多课题……”的产业链中违法占有科技资源。学术产业与作弊产业如果联合经营，其投入产出之效益有时直使人惑叹莫名、瞠目结舌！奇怪的是这些富得流油的老板们对给其打工的研究生仅付400元月薪，可说连农民工都不如。研究生们对导师之依附关系，使导师真的是无所顾忌，更使人惑叹如今“师德”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竟是如此令人倍惑陌生！

说到学术产业，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它的一个孪生产业——即买卖论文产业。据《长江日报》2009年12月17日报导，自2007年以来，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已高达1.8～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及高校和研究单位、并蔓延至整个社会。在交版面费即刊发的今天，“教授满街走”已变为“教授处处有”而成为我国教授人数上的“世界第一”！

教辅产业：以考试为理念之一的办学宗旨的中国教育摧生了一个考试产业，考试产业又进一步摧生了一个其上游的教辅产业蓬勃发展。这一点，前举之“考试书店”、遍布大小书店，甚至国营新华书店的大、中、小学教辅材料和各类考研辅导材料便是明证。这也摧生了一批专以编写这些材料而发家的各类大中小学教辅材料写作斑子，“双博士”、“李永乐”、“李正元”、“袁荫棠”等已成为这一斑子中的“名家”被考生们奉为圭臬。各类出版社尽管不愿出版学术著作，但对教辅、考研资料之巨大市场却是来者不拒、竟相出版，惹得不少地下印刷厂也频频仿效，致盗版资料、粗劣资料充斥大小坊间。据《新华日报》前不久报导，以中小学教辅书为例，由江苏图书质量评价工作指导委员会评出的2009年教辅推荐书单出炉。在58个系列1316个品种的教辅书中只有56种茯得推荐，推荐率仅0.42﹪多一点，这表明2009年教辅类图书绝大部分不合格。这些不合格教辅之差错之离谱令人惊讶！在我国图书市场1000多亿元的年销售额中教辅类就占据了半壁江山，高额的利润驱动，导致的教辅市场的无序竞争而摧生的教辅产业对中小学生和众多大学生造成的误导和伤害，令人担忧！

乱收费产业：随着扩招之风，“规模效益”成为时尚，伴随“效益”莫过于乱收费，其名目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如招生录取时的助学费、点招费、提档费和查卷费；如新生入学时的择校费、高学费、住宿费、借读费、复读费、建校费和学生守则考试费；如在校学习时的超编费、重修费、复习费、辅导费、补课费和补考费；如毕业离校时的就业指导服务费、派遣费、信息费、毕业生审定费和毕业证书费；等等。就连后勤服务中心此时也不失时机地征收课卓椅维修折旧费、水电费、卧具费、单车寄存费、就餐卡费和开水费等。2006年，国家发改委曝光了八所教育乱收费学校、乱收费金额达2270万元。有关该新闻网页量为31900，高居第七。2003年国家发改委的一项20个省6.3万所大、中、小学及教育主管部门中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中，就查出违法收费1.2万余件，计违法收费金额21亿元！据2002年推测，全国共9.88万所中学、45.69万小学，以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推算，每所重点中小学，其择校费就分别达500万和200万。这样，仅择校费一项，全国就超过270亿元/1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的6 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投诉高居价格投诉榜首、而且连续4 年都独占鳌头！“教育”光荣地登上了“2004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榜与“教材出版业”双宿双飞，以致公众恶誉度高达“5星级”！

此外，依附于公立学校的“独立学院”、公办“民校”之类以其官商不分的特征变异为“资源组合”的典范爱到大力倡导，仗势压垮纯粹的民办学校，又通过公私联动，对大批学生“拉郎配”以聚敛钱财。

四．“教育产业化”下的高教质量

在扩招以后的“教育产业化”之浪潮的裹挟下，对高等教育造成硬伤的呼声最高的莫过于高教质量问题！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都证明：我国高等教育，在许多高校扩招中，是以数字化的思路在发展着的，其具体体现形式则是学校官员们近乎狂热地追求着的各式各样指标和数字，它们使内函丰富、复杂的高教活动异化成了简单而形式化了的追求数字活动、而广为人们所诟病。例如发展规划中追求的多少院士，多少博士点、硕士点，多少全国重点学科及一级学科，多少国家级课题和省级课题多少国家级及省级奖项；例如年终总结中的实现了多少“数字目标”；例如招生、宣传及各种场合介绍中的各式各样数字；例如高校全国排名、学科排名，有多少院士、教授、博士等。即使在对教师的素质、能力方面也赋以数字化转换：如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被数字化，它如政治思想、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也被数字化。甚至职称、学术成果和影响、以及他们的官阶、权力也被数字化并被归档而分为三六九等。特别是体现教师学术、教学水平的职称评定也被数字化：你要茯得相应职称，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多少学术著作、几项何种级别课题都是必备条件！教师从教信念及教师的真实水平这时全被一组僵化的数字所取代，并迫使教师在正高茯得以前要全身心地为这些数字去奋斗。自然，在高校数字化发展的思路下，学生工作也难幸免，除学分数、竟赛茯奖数这些数字外，诸如就业率一类数字就把不少高校逼上了造假或“被就业”的境地。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数字使高校变得功利、肤浅和庸俗，它使高校离体现大学品质最根本的学风、教风和校风越来越远：在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大学任务之一的担任培养人材的重任方面自然无法拿来出叫人满意的高教质量来。虽说官方和评估专家们并不这样认为（例如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就多次说，自1999年扩招后，高校规模迅速扩大，“教育的基本质量得到了保证），但广大一线教师、不少教育工作者、社会、媒体却不断发出“大学教育何以低劣”（《科学时报》2007-4-7）这一类追问。“本科生专科化，研究生本科化”的报导也不时见诸报端（如2005-3-15《科学时报》报导）。师范生为何不会教书了”（《科学时报》2008-11-20），“研究生为何无研究能力”（2007-8-10〈科学时报〉）的责问也时有所闻。寄“有惑于博士生不会写论文”（〈科学时报〉2004-19-6）、“也说博士生论文的质量”（〈科学时报〉2005-10-7）之慨亦遥深。如果说这些尚不足以说明扩招以来教学质量下滑之事实，那么北京大学“首届高等教育”学科群项目组的调研结果可以对此作出佐证。在扩招以致教师数量严重不足（调研报告指出，教师统计自己所教课程、平均人数达83人，近20﹪教师所教课程平均规模在120人以上；硕士生35人，博士生9人）、教师“重研究、轻教学”而对教学投入大打折扣（据调研报告，教师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4.5小时，但用于教学的时间不及其半）、“教师缺乏敬业精神”、“教师学术水平较低”、“教师缺乏专业的教学方法训练”（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简报〉119期）等一些因素影响下，高教质量自然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高教质量自扩招以后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内有几个大学敢站出来否认朱国伟先生在《呼吁重振高校的崇高声誉》（《科学时报》2008-1-29）的“见微知著”的那些个关乎高教质量的事呢？否认高教质量下滑，从逻辑上也是无法解释教育部为什么要对各类高等学校进行教学质量评估的，不是吗？

五．结语

1988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应该记忆的年代，因为它使中国大学误入“产业化”、数字化的大门、而给中国大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硬伤，因此也为中国大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至少从本质上讲，教育事业不是为生产服务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入产业部门。这样，对今天中国大学问题的求解就不仅需要前瞻，而且更需要回顾和反思，重温我们中断已久的值得恢复的大学传统，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和智慧。使中国大学进入它应进入的轨道，这是我们所期盼的。

                                                                200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