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如何才是教授

   ――直面中国大学问题之五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

今年4月4日，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董藩在微博上对研究生突发奇语：“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又说：“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此语一出，不禁使人顿生一些联想、遐想和薿窦：譬如这些言语该否出自一个“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授之口？又教授首先是教师，如此误导学生价值观，那么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社会责任、理性精神以及社会科学的价值观等而没有“培养”出4千万身价的学生的教师是否也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还有什么是教授、教授的职责是什么之类问题也一一浮现于脑际，同时也庆幸我辈已年过花甲而连4千万的千分之一尚不到的身价，也还未被老师拒于门外、说我不是他的学生！说到励志老师也绝不以方孔兄为题，以“财富身价”相加。因为上述语出教授之口而产生的联想、遐想和薿窦均都涉及”教授“，所以对如今的某些教授也想谈些看法，但愿不致引起某些教授们的一种喜欢毫无来由的对号入座癖。

1．何谓教授

“教授“源于”传授学业“字义。譬如史记列传第七《仲尼弟子》中就有”孔子即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候师。”的记载。但自汉唐以后，”教授“却成为中国古代学官名：汉唐太学置博士，教育诸生，即后教授之职。宋制，诸路州军立学，置教授，各王府也置教授之官，为教授名官之始。元诸路州府儒学，教设教授。明府学置教授，清因之。到了近、现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对教授的释义是”高等学校教师的学衔或职务名称之一，这与《现代汉语词典》的“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 释义基本相同。关于学衔，《辞海》定义为“根据高等学校教师所担任的教学工作及其业务水平授予他们的职称”。这些表明到了近、现代，教授又回归到了”传授学业“的“教师”中而恢复了作为教师的“教授”的本来面目。可见教授之谓，首先必须是一个教师。从事教学、教书育人仍是教授的第一人生要务，不给学生上课就绝对不能称其为教授！1960年3 月5日《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要求教授“教学工作成绩卓著”。1982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当前执行〈暂行规定〉实施意见》对此要求具体化为“教学工作成绩卓著，能胜任并指导两门以上课程（其中有一门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新的选修课）的教学工作，教学内容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教学质量高，成绩优良”以及“长期从事教学在教材编写、教学法研究、实验室建设等某一方面成绩卓著。”1986年3月3日中央职改领导小组转发的国家教委《高等到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更进一步地强调了教授的教学职能。因此“教授”“ 教”和“授”是“教授”的使命，也是教授的首要任务。但当面对一些从不上课或很少上课者的“长袖善舞”来的“教授”、 但当面对既不能胜任任基础课教学、又不能胜任专业基础课或选修课教学，且对所任课程也只能勉强以照本宣科应付的“教授”、但当面对游移于走穴、项目、官场、钻营说项而被学生们戏称其为“老板”的“教授”；……，我们不能不感慨“教授”在他们身上的异化而把教授”传授学业“、”教学“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本领。

其次，“所谓大师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奇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的这句话，早在1912年马相伯短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讲中也类似地讲过：“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谓，非形式年龄之大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作为以培养学生有健全的人格，崇尚科学态度，追求科学、真理精神为已任的教授自然还应是具有“大学精神”的大师。其实，如陈寅恪、朱自清、胡适、蒋梦麟这些大师级教授之所以被人们一直怀念和追忆，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因为他们的道德修养始终被人们所景仰。也因他们而使人们怀念当年北大、清华所代表的大学精神。因此一所大学的精神，始终是由这所大学的大师级教授来标志的。这些教授是大学的精神的承载者，他们基于一种理想主义、永远拒绝基于庸俗而功利的价值观的。教授既教学生做学问，也教学生做人。教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是“甘坐板凳十年冷”的学问大家，任教也是集本门学科基本知识、个人科研成果和学科前沿成就于一体，以高超的讲课艺术授之于学生；教学生做人的教授也必然是一个推崇社会文明道德、勇于承担历史重任、维护人类精神家园的楷模，也是一个“不患位之不尊，不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深。”的学者，还是一个如萧乾先生所说的既读书、又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也许有人说，如此素描出的教授形象太过高大，难以企及。但是，真正的教授绝对会严于律己、努力攀登这个属于教授禀性的高峰的。而那些追逐于官场、名利场、商场，那些言必孔方兄，那些买凶杀人，那些换妻、嫖娼、以许诺录取诱奸考生，那些手从不摸卷、专事剽窃、抄袭、作假及长袖善舞之能事等而怀着赌徒般侥幸心理捞得的“教授”决非真教授，他们只是“真的假教授”而已，是与兼及承担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于一体的教授不可同日而语的！

2．教授和“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材？”艰深命题。破除这个艰深命题，尽管我们有“对教育没有敬畏心”、“超强行政控制”、“缺乏兼容并蓄的社会思想环境”和“大学精神缺失”一类问责：然而也何不反躬自问一下身处大学殿堂、肩负培养人材重责的大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授呢？如果说大学职能所体现的大学精神分个体取向、社会取向和组织取向方面，那么个体取向表现为大学追求内化知识以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基于强调大学教学职能观点的取向；而社会取向表现为大学重视科研、并进而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是基于大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职能观点的取向。一向被视为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的教学在如今的大学中明显地得不到重视，对此我们的教授难道没有责任？我们不否认政策导向问题，“重科研、轻教学”的大环境问题，但是作为教授的个人为何要“横而流兮”、而不坚守自己的教学本份呢？试想我们的大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授整日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以争科研经费、所谓“SCI"论文为能事，那处于低端的莘莘学子能成为杰出人材吗？所以“钱学森之问”，我们的教授们也是负有破除这个命题的责任的！为着培养杰出人材，培养杰出人材的教授自应安身立命于“讲学”和“治学”范畴，或者说教授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这是一种从事大学教职、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茯得成就的生存方式。当他们“耻知之不深”而“甘坐板凳十年冷”时，于教学相长之中，日积月累之后，除为培养杰出人材尽到了责任，也会获得学术和学术声望的提升。那些“跑学问”、“炒学问”，而不是真正坐下来做学问者，即使一时猎取了很多职位和学术头衔，他们也绝对培养不出什么杰出人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我们的大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授们不视自己的职业为稻粮谋，而是视学术为志业，以做学问为乐趣，必将有可能成为“超乎各种专门之上而会通全部之大义者是也”（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1940年3月1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的大师、而为培养杰出人材提供着必要、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尤如冯·卡门之于钱学森，费米之于李政道是！

大师难得，但非不可得，大师、加上制度和学术氛围等外部因素之逐渐改善，我们的学校终将可以培养出杰出人材。然作为大学教授，可千万不可忘记自己的责任啊！

3．话说批量生产之教授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实行的一直是专业技术职务制。之后，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精神，恢复职称时，科技界、教育界和卫生界将职称明确为职务名称。其后一些文件中把职称解释为反映科技人员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称号。至此，作为称号的职称含义开始变化。198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任制度的规定》为职称正名，使职称又回归到它本来的含义、即专业技术职务，并明确它“不同于一次获得而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职务关系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系列。由于过去的职称偏重于水平、能力，此后也明确而着重地强调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任职条件也就强调必须具备充分履行相应职责的实际水平和能力。

这样，分别起始于1978年和1984年的我国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对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应而极极的作用。但这两种评定制度一直是一种政府行为、即它采取一种单位评审、内部有效，并同工资福利待遇密切挂钩的评定办法，而且经过1993年的工资改革后又进一步被固化，致弊端不断显现、并导致很多学科领域，国际同行不承认我国的职称。随着近年来的高校大合并、大升格及高校评估，在学术浮燥和功利诱导的背景下，正名后的职称又开始异化并逐步变质，例如某些学校领导出于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提升学校品位的政绩指导思想，不惜批量生产“真的假教授”。一方面是不少长袖善舞者利用这些领导的这种思想，不择手段地拼凑材料，找枪手，搞舞弊，置学术道德于不顾；另一方面这些领导出台“晋升教授后，一次性奖励4万元，资助电脑购置费4000元，安排符合条件的两地分居（或无工作）的配偶或一名子女来校工作”及“享受教授津贴、4室两厅住房一套”等物质诱惑政策催生“教授”。有的学校为了批量生产“教授”，还派人与申报者一同赴省运作。如此，一名教授评下来，被评者约化数万元，被群众戏称是一本万利！纸是包不住火的，学生知道此事以后，在BBS上问道：“老师作弊，可以当教授；为什么我们考试作弊要受处分？”这种以与卖官鬻爵相媲美的批量生产教授的做法实在是有违教育部“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上述谓予不信，请看一个典型事例：某校为通过评估，两年不到，突增八十余个“教授”，也许其中不乏合格者，可不知为什么从不教书的服务公司经理、工会副主席、宣传部长也都一下加入了“满街走”的行列？所以包万平、李金波先生说：“我们的教授太多，国外的教授太少”，“国外大学极为重视教授的质量和水平，在教授评审问题上显得那么”吝啬“，以至于国外一些高水平大学的教授少到了‘令人可怜’的地步。也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多了反而不怎么显得尊贵了。正如教授一般，他们的少映衬出我们的多有些不正常。正所谓没有一流的教授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教授就培养不出一流的学生也！“（《科学时报》2009-11-16）

4．由政府行为职称评定到社会化职称评定

1992年9月25日《科学时报》在第一版以头条消息报导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刘建华成为首个通过学会组织评定的研究员》。据报导，“在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职称认定定制度特别是职业认定制度，通常是通过学会、协会采用社会同行评价的办法实行的。”所以，此次职称评定的主持者经中国科协批准专门为此成立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职称评定认定中心。中心建立了评审委员会和专家库。“此次评审委员会由九名专家组成，总体学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顶级”，因而保证了这次社会化职称评定的“客观公正性和含金量。”事实上，大约早在上世纪末的时候，科学院就率先宣布废除由政府行为主导的职称评定，据说不久上海高校紧随其后也步其后尘。为了说着方便，不妨称政府主导而评定的职称为政府行为职称，而称废除由政府行为主导评定、改由学会（或协会）评定的职称为非政府行为职称。后者的出现与前者的广为人诟病说白了其实是后者为同行、社会所认可。它客观公正而货真价实；后者则因如今的职称渗入了过多的功利因素、钱权交易和作假，而致评得的职称、特别是教授职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此，多有报导和披露，也就不再多说了。但愿不论那种行为下的教授都是真正的教授！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们不敢苟同40000万身价的“教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舆论都是导向男女老少“向钱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难有希望的。看到不少地方挂着“赚钱才是硬道理”的招牌和广告，我们的教授会否认为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呢？

                                                                  20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