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名单，往往被视为代表科学的高度。

    可惜，这个高度，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心理落差。人们在瑞典喜气洋洋揭开的名单，在中国揭开的却常常是数亿人心头久久难愈的伤疤——在中国大陆，还没人企及过这个高度。

    所以，提及那些与科学有关的事，总容易令人心神不宁。在新书《饶议科学》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谈论的，都是与科学有关的事。

    “诺贝尔奖是主观评价，多次发错。”这是他写在新书封面的第一句话。不过，写这话并非为了宽慰国人，而是为日裔美国科学家下村修鸣不平。

    下村修在生物发光研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但科学界知道该研究后续工作的人多，知道开拓者下村修的人反而很少。下村修得到的社会认可更是少得可怜，在普林斯顿大学，他有20年时间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只能在别人领导下工作。他已经80岁了，不仅没当选任何地方的院士，发表文章也还在用家庭地址。

    “年逾80岁的下村修，无疑应该获诺贝尔奖。”2008年10月4日，饶毅写道。在他看来，应该得奖的还有钱永健，并且钱永健“有两项重要工作都与下村修有一定关系”。

    但饶毅也清楚“科学界并不公平”，“过去5年，化学奖委员会发生物学相关的奖出过三次错”。他剩下的或许只有愿望——“但愿钱永健在钱学森先生在世的时候获奖，以告慰他们全家”。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落空。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下村修、查尔菲和钱永健获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2002年，在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宣布前一天，饶毅写下《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迄今为止，所列项目中，几乎每年都有获奖的。

    但在他自己看来，“我不是预测，我只是说了我认为在科学研究水平上值得获奖的工作。”他能够预测的是，获诺贝尔奖这事，中国人“确实距离很远”。以前是没钱，而现在，“钱不是唯一的因素，体制、人才都需要跟得上”。

    这名生命科学院院长，喜欢以科学技术内容和科学价值为标准，来评判一些科学研究。可是，当面对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以及重点支持的领域和项目的疑问时，他发现用这标准“都不能解释”。

    在他眼里，主要是科技体制出了问题，重大项目和方向的决策，有时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在其他国家，普通行政人员都是给专业领导和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在中国却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这样的体制里，肯定出不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苏尔斯顿，这个家伙只喜欢自己做研究，既不发表很多文章，更不追求论文发表到特别显耀的杂志。

    一同缺失的，可能还有科技文化。1997年,在维尔穆特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国在人员和设备上都具备克隆哺乳动物的条件，但最终没做，“可能还是因为欠缺创新精神和文化”。不仅如此，饶毅发现中国举行的多数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对热闹场面的追求，有些人甚至认为，做好科学的目的，就是能和行政人员一起在轰轰烈烈的大会上登台。

    对于曾备受追捧的电视栏目《百家讲坛》，饶毅就非常反感。因为在那里，“历史常常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标准来写，谁抢到了王位谁就厉害，这和科学完全不一样”。他同样反感的，还有一些历史书，在那些书里，居里夫人等著名科学家，都被美化为成功的典范，他们背后遭遇的曲折和辛酸都被平淡地处理了。

    不过，老式的“英雄”、“魔鬼”图谱正渐渐被修改，居里夫人不再是那个只要事业不顾家庭的女人，而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过是一些名不副实或沽名钓誉的庸碌之人，前辈科学家们开始在“历史”里活得有血有肉、至情至性。

    只是，从历史回到现实，尤其是国内的科学现实，多少令人忧心。面对学风日下的学术环境，不少学者爱惜自己的羽毛，选择了保持沉默。

    而每年10月，总会留下数以亿计的人们，年复一年地体味过往的躁狂与尴尬。或许科学家如饶毅者，心里此时会更为纠结和尴尬。

    否则，他不会在新书封面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写科普，希望以科学的东西冲淡《百家讲坛》大谈尔虞我诈的古代史之风”。

    《饶议科学》饶毅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