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胡焕庸线谈起

1935年我国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教授发表第一张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

 

 

 

 

 

 

 

 

 

 

 

 

 

 

在图上，胡焕庸从爱珲（今黑河）到腾冲划了一条直线，将中国分为东南、西北两半壁，东南集中了96%的人口，而西北仅4%：

“今试自黑龙江的爱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的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计四亿四千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总人口的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仔细端详胡焕庸的人口密度地图，发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其中以长江三角洲为最大的人口稠密区。其次的人口稠密区分布在华北平原、江淮、四川盆地和京广沿线。

那时，全国人口4.58亿。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前夜，东北已沦于敌手，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西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大多为战火蹂躏。建国后，鉴于当时的情势，政府发动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西移，如屯垦戍边、三线建设、上山下乡等。

大半个世纪过去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口增长到13亿。令人震惊的是，胡焕庸发现的人口分布结构竟“巍然不动”。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比5.8%。

卓莉等人利用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1×1km²网格上，得出1998年人口密度图：

（卓莉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人口密度模拟》 地理学报60卷2期2005年3月）

与胡焕庸1935年的图相比，分布的大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揭示出了更为细致的纹理。

由此，胡焕庸发现的人口分布，其后面应是某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规律。

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掌握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强大，在大自然面前越来越自负。记得五十年代的小学课本上有首诗：“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豪迈固然豪迈，三山五岳的布局却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岂止三山五岳，连人类自己的分布都不取决于人们的“战略”与“规划”，而是受到某种客观规律的制约。现代化的进程，其核心不是有形的建筑，而是对这些规律的客观认识与理性态度。恰如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褒贬义和团，却无法将“刀枪不入”与现代化联系起来。

二、人口，你流向何方？

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那摆脱土地束缚的人们会走向何方？

长期以来，我们希望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当这种“战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被农民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冲击时，我们又希望实现“就地工业化”，希望靠“小城镇”建设来解决问题。

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流人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有大约1亿人。李强、张海辉2003年组织采用“挨门挨户列举人数”的方法进行调查，发现，实际流动人口高于统计数据约18%至40%。由此，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实际人数可能比统计人数高出约1800万到4000万。

那这些人从那里走出？又流向何方？李强、张海辉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是：

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十分活跃的几个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在吸引农业外来人口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第二，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型城市对于非农业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大，其外来人口的构成与其他省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第三，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呈现人口正向的净输出状态。

第四，西部地区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由此，我们看到，胡焕庸发现的人口分布格局不但没有缓解的痕迹，相反有更为加重的趋势。

刘燕华、王强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现状与水资源、海拔高度、地表起伏指数和多种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使用省级数据计算了各省的理论人口密度分布，得出结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宁夏、贵州、青海、甘肃、山西、四川和陕西的实际人口密度都超过理论的人口数量，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和浙江六省的人口密度却低于理论值。这似乎是对李强、张海辉发现的某种解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宁波、南通、张家港、舟山、厦门、福州、温州、汕头、泉州、东山、广州、深圳、海口、珠海、江门等东南沿海城市，对外来人口有极强的吸收力，这提醒我们思考，人口向沿海集中，是不是一种规律？

夜间的灯光密度能很好地表现城市的分布。下图利用1994年11月至1995年3月间之照片组合而成，我们看到，各大洲灯光最密集的地区有向沿海聚集的趋势。

在亚洲，人口密度大、资源有限，人口集中于沿海超大城市的现象尤为突出，像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都是超大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

比较1996年与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全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个，到2003年，达到33个，其中11个超过400万人。100-200万人口的城市，1995年有22个，2003年达到141个。50-100万人口的城市，1995年有43个，2003年达到172个。大城市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人，不是GDP。人口分布的演化趋势绝对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边界条件。人口向沿海迁移，向大城市群迁移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它不但打破了我们许多主观臆想的“战略”，更提出了一系列艰难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须知，中国数千年来，人口分布主要取决于耕地的承载力，大体上是一种面的分布。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制度、规则、惯例、乃至思维习惯，其背景都是这种人口分布特征，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商鞅、王安石的年代。当人口向相对狭小的区域集中，当人口涌进大型城市群，变化的人口分布背景正在迫使我们的社会发生深刻的改变，而我们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三、城市群，会怎样发育？

城市群会怎样发育，人们有各种预测乃至规划。一个广为流传的文件《中国的城市布局-中国城市经济区组织》一口气罗列了三大经济发展地带、三条经济发展轴带、九大城市经济区域。在每个区域内又分列若干二级、三级城市群，几乎将中国现有的城市一网打尽。这样全则全矣，而读者看后如坠五里雾中，不知中国的城市发展到底可能出现什么格局。人们事实上感受到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发展速度差异极大，这种差异是什么造成的？其中自然条件、历史条件的作用有多大？政策选择的作用又有多大？

如果从国家经济重心移动的角度看问题，1995到2003年各省市在全国GDP中所占份额的增减幅度如下图：

由此可见，国家的经济重心明显向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倾斜，而华中、西南、东北则现出“陷落”的态势。这似乎意味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的发展拥有经济优势，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则受限于经济实力。下边的1998年夜间灯光强度图印证了这一点。

（卓莉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人口密度模拟》 地理学报60卷2期2005年3月）

 

李强、张海辉倾向于从水源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真正有希望吸纳中国人口，快速推进城市化，发展大城市带的，只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它们之间和周围的地带。”原因是，他们“正好与前述的‘东南沿海线’相吻合。”至于环渤海的京津冀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它们均居于水源严重短缺的地区，且近年来已达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因此，北方的这三大传统城市群已没有能力进一步吸收巨量的流动人口。”

端详一下地图，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临水而建，可见水源对城市的重要。因水源枯竭而废弃的文明中心地带，历史上不乏先例，如楼兰、万统城等。京津冀现在只能指望南水北调，辽东半岛在打界河鸭绿江的主意，黄河的枯竭与断流则威胁着山东半岛，似乎也只能指望南水北调了。这已经是一个人口密集而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其人均水资源为全国最低。

 （王静爱《中国地理》）

李强、张海辉的忧虑不无道理。事实上，北京并不欢迎外地农村人口，只对“精英”们敞开大门，而天津对外地人的吸引力远没有东南沿海城市大，至于整个河北，城市的发育远不及长三角、珠三角。

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何有的城市早已使生态环境造不堪重负，却一直在膨胀？张天宇提出了“城市魅力”的概念：

“所谓城市魅力，是指国家推行的区域性政策倾斜导致的城市发展不平衡，使个别城市因受到优惠政策支持形成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包含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投资成功率、人文关怀水平等四个方面明显优于其它城市的现象。”

这样制造“魅力”，实质是在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了政府能动用的社会资源无力对抗自然的报复时，这种人造的“魅力”必将难逃惨烈的崩溃。

    从水资源与人口密度的角度看，有两个地区值得注意：京广线南段和四川盆地。这里人口稠密，水资源充足。这两个地方的“陷落”可能不是源于自然和历史条件，而是现实的政策与制度因素使然。这两个地方发展起来，能够有效地带动一大批国民走向工商文明，同时使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地域上比较均衡。

在城市群的发育过程中，政策、规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深圳的经验似乎暗示我们，政策和规划能平地造出一座特大城市。许多地方的官员们似乎都指望，高明的规划和优惠的政策能帮助他们创造奇迹。然而，回顾一下前面的两张人口分布图，想一想人口调查中发现的迁移趋势，我们分明看到了“政策可能性空间”的边界。

四、环境承载力：水土关系

丰富的水资源使长三角成了我国最重要的人口聚集区，也是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近日指出：长三角面积仅占全国1%、人口占全国6%，而它所创造的GDP占到全国的20%左右，财政收入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的份额接近三分之一，利用外资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他认为：长三角比珠三角发展态势更好，后劲更足，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

然而李德水同时指出：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十分脆弱，这让他感到“严峻”、“忧虑”。

丛军事地理学的观点，长三角最显著的特征是“水网地带”。然而，今天，它的“环境承载能力”竟然首先在“水”上出了问题。

长江沿岸有21个城市，自上而下依次是：攀枝花、宜宾、泸州、重庆、涪陵、万县、宜昌、沙市、岳阳、武汉、鄂州、黄石、九江、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镇江、南通、上海。沿江工业城市造成的污染带长为：武汉114km，南京80km，上海61km，岳阳27km，重庆26km，镇江23km，宜昌20km。

葛洲坝电厂上游成片厚实的漂浮物，上边甚至可行人而不沉。而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达3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更超过3000万吨。汛期来临的时候，洪水将上游丢弃的垃圾冲到中游下游，在三峡江面，生活与工业垃圾、油类液体、死牛、死羊……白茫茫覆盖一片，成了白色污染带。污水排入长江尚能与江水融合，而这些固体垃圾漂浮在水面，遇到大坝就阻塞起来，最高竟然能达4米，严重影响到大坝的发电。（《专家称长江生态寿命只剩十年，60%水体遭遇污染》）

沿江污染汇聚到长三角，长三角高度发达的工农业则为之火上浇油。

长三角的工业中，化工、印染等高污染行业比重相当大，往往是一个聚落汇集一批企业，毁掉一条河。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几年前：江苏的盛泽印染业发达，而下游浙江的嘉兴，则因盛泽排出的污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由此引发了两省间激烈的对抗。

除了工业造成的点源污染，农村的面源污染同样触目惊心。发达国家设置的化肥使用安全上限每公顷225公斤。而苏南农田每公顷每年仅氮肥施用量就达到400—600公斤之多，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盐和污染物排放进入河湖水体。太湖地区的高效池塘养殖业也是水体氮、磷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当地农村大多没有建设专门的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专家在苏南调查发现，农村垃圾主要成分为蔬菜处理后的废物、鸡鸭等家禽家畜的粪便、包装类垃圾等。它们被堆放在河道和道路的两边，其溶出物经雨水直接进入河道，污染水体，其中包含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和重金属。

凡此种种，导致太湖全流域70%的河湖受到污染，80%的河流水质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地面Ⅲ类水标准。环太湖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8个大中城市，以及30个县(市)构成的城市发展圈，它是长三角的主力。这片水域占全国0.38%，而各种污水排放量为全国的10%。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太湖流域2003年1月水质水情状况》显示，20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属V类和劣质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10%、70%。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地表水严重污染的环境下，长三角加大了地下水的开采，而这导致了大范围的地面沉降。3月份，由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主持的《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指出：由于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长三角地面沉降大于200毫米的范围近1万平方公里，上海市区、江苏苏锡常地区、浙江杭嘉湖等地已经形成三个区域性沉降中心，最大累计沉降量分别达到2.63、1.80和0.82米，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并且地面沉降在长三角地区有连成一片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姚士谋指出：“地面下沉将缩短建筑物的寿命，也将导致地下仓库的潮湿。上海的地下已经有好几层建筑设施，这一情况就更为严重，现在对地下建设的必须投资越来越大以减少由于水而造成的相关损失，这就是间接的损失。上海隧道里的灯需要一两年换一次，就是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地面下沉而造成的。如果这一情况不能有效控制，长三角还将面临高精尖技术企业转移、外资撤走的危险。”“地面下沉或者出现地裂缝已然成为灾害，我们没有办法恢复环境的原貌，现在只能努力去控制情况进一步恶化。”

地面沉降对长三角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包括对建筑楼房、道路桥梁、地下管线等造成的损失。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郭坤一研究员则警告人们：“沉默的土地危机”将随时有可能在长三角大范围爆发。

由此我们看到，现代化过程中的水危机由引发了另一个重要资源--土地的危机，而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土地问题远不止地面沉降。

其实，现代化进程中涉及的因素远不止人口迁移、水和土地。诸如植被、矿产、能源、气候、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信网络、教育体系、行政区划……难于一一列举。从地理学的视野观察现代化进程，首要的问题是各要素的空间分布；然后是这种分布的动态演化；更深层的是这些演化过程间的关系。

由此，我们需要能够以各种眼光俯视祖国大地乃至全球的能力。

五、寻找整体视野

于是，我努力寻找各种分布图。却无意中发现了由Google公司近来在网上免费发布的Google Earth。这是一款电子地图软件，它利用卫星照片提供全球三维立体地图。

我们先从88.72英里的高空俯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这环绕着长江口和太湖的水网地带，自东向西分布着上海、嘉兴、苏州、无锡、常州、泰州、镇江、扬州。从图中能看到被污染的近海。

溯江而上，从15.81英里的高度来看万县到三峡间的一段长江，可清晰看出地质隆起与江水流向的关系。

再向上游，降到38324英尺的高度看一段金沙江。这是四川与云南的分界，左侧四川，右侧云南。注意沿江的植被破坏。这是我当年插队的地方，深山与沿江的植被差异那时就十分醒目，沿江植被破环主要是垦殖所致。当时的我却没有意识到，金沙江的黄色，来自这贫瘠的垦殖活动。而今从空中俯视这片曾经熟悉的土地，心中的震撼无以言表。

再降到2566英尺的高度看香港岛，现代化的高楼拖着长长的阴影，甚至能辨别楼宇上的窗户。与金沙江流域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以上图片均来自Google Earth的免费版，它另有增强版及企业版。据报道，Google Earth卫星照片均来自于商用卫星Quick Bird，该卫星每年都会拍摄大量高分辨率城市照片，但要在拍摄三年后，才会把照片提供给Google公司，而Google公司也要在拿到照片后大概一年，才会公布出来。

这种从空中俯瞰全球，并窥视细节的能力，无疑将改变许多领域的视野和规则。从军事地理角度看，这个免费版已足够战役级应用。它的增强版和企业版应能用于战术层面。当Google 将其作为免费服务推出后，除了在fans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更令各国政府深感不安。

近些天来，韩国媒体报道称Google Earth能够提供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和韩国各军事基地的卫星图片。引起了韩国政府和民众的密切关注。同时，用它也能够清晰的看到朝鲜位于宁边的核试验基地。荷兰、澳大利亚也有人对Google Earth引发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核心的论点是“泄密”。其实，“泄密”的基本含义是内部信息的外泄，公开的商业信息不出自你内部，何来“泄密”？

Google Earth的出现，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认真思考。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看到了中国信息化杂志的一则报道，《“数字黄河” 让人忧来让人愁》，作者告诉我们：

“四年前在水利部提出‘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上，黄委会开始系统建设‘数字黄河’工程。但是四年后，‘数字黄河’停滞不前，规划中11亿元的‘数字黄河’资金只落实了3亿元。”

两相对比，一个是全球，一个是黄河；一个是免费发布，一个是困于资金。

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科学时报》2005年9月20日  一、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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