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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国民与“贵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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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2日，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国际小额信贷运动领袖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到达北京，出席“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却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其缘由是他开创了专门服务于穷人的“小额信贷”。“穷人”、“信贷”、“诺贝尔和平奖”，三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因尤努斯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看似与孟加拉国缺乏共性的国家，这种联系居然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其间缘由值得深思。
“信贷”是将居民储蓄转换为投资的关键，信贷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谁把谁的钱交给谁用？我们不妨从这三个“谁”开始观察。
上述三个“谁”中，第一个显然是中介，它在提供信贷服务，将一些人的存款交给另一些人使用，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只有被授权的金融机构能合法扮演这个角色。第二个“谁”是储户，那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统计年鉴2004》将我国国民按省市分为31组，每组又按城镇、农村分为两组，年鉴提供了这62组国民2003年的人口数与储蓄存款额。
此外，年鉴还提供了城镇家庭分8组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分20组的纯收入。
假设不同人群拥有的储蓄存款额与其收入份额成比例，可将上述62组国民进一步细分为868组，分别估算每组的人数与拥有的储蓄存款额。再按人均储蓄存款额从高带低排序，可考察储蓄存款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图一）：
图一：储蓄存款在国民的中分布
需要指出，对存款分布的集中程度，这个估计是偏于保守的。
首先，由统计数据估算的最高储蓄人群（北京最高收入组），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2万元，人均储蓄存款仅1.1万元。这点财富根本无法解释地产商为何热衷于建豪宅；大城市为何私车拥堵；炫耀性、奢靡性消费的增幅为何世界第一。2005年《新财富》推出“《新财富》500富人榜”，第一名拥有150亿资产，最后一名也拥有上亿资产，上榜富人的平均财富为11.9亿元，仅这个人群就拥有5950亿元财富。再加上无所不在的千万富翁、百万富翁，我们的收入金字塔之高，远超过《统计年鉴》城镇家庭8级分组数据所描述的。
其次，我们假定不同人群分享的储蓄存款份额与其收入成正比。而事实上，越是高收入，越有余钱存入银行，越能以钱生钱；反之收入越低，越可能成为“月光族”---每月收入应付必要开支还捉襟见肘。
第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会，各省省会则高于本省其他城市，而统计年鉴将所有的城镇居民混合统计，无法反映出这种因城市地位带来的差异。
因此，真实的储蓄存款分布曲线肯定比图一所示的更为上凸，即储蓄存款分布比图一所示更为集中。然而，限于可得到的数据，我们姑且以图一为基础进行分析。
由图一我们可以按财富拥有量将国民大致分为三个群体。
富裕群体
拥有49.81%储蓄存款的群体占国民的12.48%，我们将这个群体称为富裕群体。图二表现了富裕群体的地域分布：
图2：富裕群体分布
图中，“城8”到“城4”为城市人口收入从高到低的分组；“乡20”到“乡16”为乡村人口收入从高到低的分组。
数据显示，富裕群体高度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的城市高收入人群。农村人口能跻身于这个群体的只有上海、北京、天津的农村高收入群，其人数微乎其微。
这个群体中，又有的5.75%人群拥有30.63%的储蓄存款，我们将其称为“精英”群体；更有最富裕的1.38%的国民拥有10.78%的储蓄存款，他们是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河北、浙江、辽宁、江苏的城镇最高收入人群和北京的城镇次高收入人群。
“草根”群体
最贫困的50.05%的国民，只拥有7.9%的存款。我们将这个群体称为“草根”群体。图三表现了“草根”群体的地域分布：
图三：“草根”群体分布
图中，“乡1”到“乡20”为乡村人口收入从低到高的分组，数据表明，“草根”群体广泛分布于全国农村，出人意外的是安徽、湖北、贵州三省，城市最贫困者也落入了这个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草根”群体大量集中在国家的腹地，而历史上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也多发生在这一地区。
图四给出了“草根”群体在各地的密度：
图四：“草根”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
我们看到，在大多数省份，“草根”群体超过总人口的50%。
中间群体
介于富裕群体和“草根”群体之间，有37.2%的国民，这是一个过渡群体，其高端接近富裕群体，而其低端接近“草根”群体。
巨量的“草根”群体聚集在国家的腹地，这就是我们金融业面对的基本社会现实。使这个群体焕发经济活力，得以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在工商文明中获得生存空间，这是国家安定、和谐的根本。而金融服务是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工商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
然而，面对财富分布的客观现实，经过二十余年“利润挂帅”导向的改革，我们的主流银行已经旗帜鲜明地站到富裕群体一边，其最明显的指标就是网点分布撤离乡村，向城市收缩。历年《统计年鉴》给出的主要国有银行网站数量走势见图五。
图五：主要国有银行网点变化
原本定位农村的农业银行，2004年网点数仅为1995年的46.2%，砍掉一多半，其他银行砍掉的也多是县以下网点。
人们无法指摘这些金融机构，既然选择了指向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它们就是“理性经济人”。判断客户价值，根据客户价值配置资源是理所当然的。占国民半数的“草根”群体，仅拥有7.9%的存款，还分散在广阔的田地山野；而仅占国民5.75%的精英群体，集中在大城市，又有的拥有30.63%的储蓄存款。两相对比，谁有价值，一目了然。
国有银行撤出农村后，农村正规金融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然而，自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其目标是：减少不良资产、扩大资本金投入、减少经营风险、提高商业化程度。同样的定位必然导致类似的行为，农村信用社势将会更多更快地从农村撤离，特别是从贫困地区的农村撤出。
1996年以后《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农村信用社的数据，笔者未找到其他的数据源，只是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上《关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重构的思考》一文中，找到这样一段描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农村信用社也走上了机构撤并之路，这种撤并之路在实行县一级法人、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改革过程中还进一步加快。2002年底信用社及联社营业部总数为35168个，比1990年底减少了39.57%。”
2006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会晤尤努斯时告诉他“中国农村信用社有3万多家” (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23日)。
据《统计年鉴2005》，2004年全国乡村总人口75,705万人，假设农村信用社有3.5万个网点，那平均2.163万人才拥有一个网点。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汤敏更指出：“大部分农信社法人从乡一级上升到县一级。这很可能会导致资金更多地流向县城经济，流向工商业，流向城市。”金融网点大收缩使合法金融业疏离了占国民半数的“草根”。
河北省2001～2005五年间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减少1358个，减少了42.3%，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处于撤并减少中，”（中国金融界网2006年9月5日《关于河北省农村金融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人行湖北黄冈中支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据对麻城、武穴、罗田三县市的调查，1995年7家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有1197个,金融从业人员4472人，到2005年6月，网点仅有260个，金融从业人员2547人，十年间其机构、人员减幅分别达78.3%、43%。
麻城市16个乡镇，仅有75个网点机构，平均每个乡镇4.6个营业网点。有的乡镇甚至只有一个营业网点，农民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就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
（“直视农村金融边缘化现象”《金融时报》 2005年2月11日）
而那些留下的金融网点，在农村扮演什么角色？
先看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告诉我们：2005年，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重点优势行业。其“积极营销和拓展”的对象是“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跨国公司、事业法人客户以及重点优质项目”。其重点关注的客户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等优质集团性客户，各大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等优质集团性客户，以及福建、重庆、大连等省市政府。
从该报告的财务报表中，笔者看不出它的贷款有多少投向农村。农业银行副行长韩仲琦于2006年1月透露，农行的资产业务中，涉农贷款达9000亿元，占总业务的38.8%。据农行禹城支行王河南的《农业银行发挥支农主渠道作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称：截至2005年底，农行涉农贷款余额“占全行贷款余额的35.8%”，“34.9%的贷款分布在县及县以下”。而国研网金融研究部王航称“农业银行逐步淡出农村金融市场，其涉农贷款比重显著降低。目前农业贷款所占比重已降至10%左右”。
即使按照韩仲琦副行长提供的数字，农业银行贷款客户的主体也不在农业。即使是农业贷款，能否到达而“草根”群体手中，还是个问号。
江苏副省长黄莉新在《探析农民增收机制》一文中指出，“农业银行支农贷款仅限于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项目和扶贫贷款”（人民网）。所谓“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项目”大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与“草根”们关系不大。
与“草根”关系最直接的应是个人贷款，好在《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给出了个人贷款余额的数字。2005年12月31日，其贷款余额为28292.91亿元，其中个人贷款余额为3477.13亿元，占12.3%，个人贷款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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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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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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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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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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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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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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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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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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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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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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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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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汽车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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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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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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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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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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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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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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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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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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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两项就占了80.9%，它们与“草根”几无关系；即使假设其“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助学贷款”和“其他”全都投向农村，这个“农业银行”对“草根”们的支持也不过贷款总额的2.3%。
再来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2006年3月8日《上海证券报》告诉我们：截至2005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资产总额37,20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的12.3%）,其中各项贷款余额22,008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的11.3%)。而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8.2%。
截至2005年末, 全国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32,573亿元,贷款余额22,354亿元,高达31.4%的存款未能贷出，这高达10,219亿的存差,其出路无非是上调到县、市、省社、进入债券市场或资本市场等，总之是离开了农村。而贷款余额中仅有10,071亿元为农业贷款，占45%。这意味着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一多半（12,283亿元）离开了农业。两者相加。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这个渠道抽走的农村存款余额即达22,502亿元。
另一个从农村“抽血”的渠道是邮政储蓄。
2006今年8月19日，国家邮政储汇局局长陶礼明透露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1.54万亿元。有人估计邮政储蓄存款的三分之一是从县以下的农村来的，更有人认为，邮政储蓄存款约有一半以上的资金来源于农村。由于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累计从这个渠道抽离农村的资金总额应在5,000到8,000亿元之间。
笔者没能找到全国范围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这三个渠道流出资金的比例，只在《云南省农村金融现状及问题调查》中发现，2000年到2004年，云南省县域农村资金流出额中，商业银行占63.5%，农村信用社占20.8%，邮政储蓄占15.7%。
当然，用一个省的数据不足以推断全国的情况。
据前引农行禹城支行王河南的报告，截至2005年9月末，农业银行有61.9%的机构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而2004年农业银行的网点有31,004个。由此可估计，农业银行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网点在2万个左右。与农村信用社的3万多个相差不大，考虑到农业银行吸引资金的能力应高于农村信用社，而投入农村的贷款比重，低于农信社，假设由农业银行这个渠道流出的资金与农村信用社相当，应不致离谱。
再考虑到从邮政储蓄流出的5,000到8,000亿元，估计全国从农村流出的存款余额应在5万亿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2005年农业生产总值为2.2718万亿元！
那每年从农村抽走的资金有多少？在2006年4月的“第二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农村每年通过正规的金融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三千亿以上。”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共计2,357.89亿元，这还是比上年上涨34.4%后达到的水平，依然未能平衡金融机构从农村抽出的资金。农村金融失血还在继续。
2006年5月上旬，安徽银监局合作处的《安徽省农村金融服务满足程度调查》告诉人们，51.91%的农村资金外流：
“截至2005年末，邮政储蓄机构和商业银行共从安徽省农村地区抽走资金1070.67亿元，占安徽省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51.91%。其中，邮政储蓄机构存款余额为312.44亿元，全部被抽离农村，比2000年末增加229.4亿元；商业银行存差为758.23亿元，比2000年末扩大651.26亿元。”
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河南省农村仅通过邮政储蓄和四大国有银行县域分支机构流失的资金达700亿元。（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农民贷款难现象日益突出《半月谈》2006年05月）
中国社科院曹汝华在《吉林农村金融发展状况调查》中告诉我们：
“截至2004年末，吉林省“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不仅没向农业投放一分钱贷款，还在县以下区域吸收存款658.84亿元，加上邮政储蓄在农村吸收存款141.86亿元，那么至少有800.7亿元存款没有转化为信贷资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而是流向了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向农村投放贷款，只能满足户均500元的贷款支持。再加上以前在农村成立的民间基金会也被取缔，在贷款无门的情况下，农民的资金需求只能转向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一般为2～3分，有的高达5分)也是一般农户不能承受的。农民得不到贷款，农业生产不能扩大，农民收入难以提高。”
后来曹汝华在社科院网站上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长春市双阳区平湖办事处尚家村某农民想扩大养猪规模来致富，却不知从哪能得到贷款那种期盼的眼神。”
2006年4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第二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说：据他们调查“农民真正能够从正规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左右，而且从正规机构贷款基本上是5000块钱左右，一万块钱、两万块钱以上的借贷非常少。”至于中小企业，“最大的制约第一是资金”。在他们调查的216个企业中，“由外部借款的大约占到60%，借款的127个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占到51%，非正规的占到48%，只有30%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借到钱。”
而正规的金融机构却有说不出的无奈。
在四大国有银行中，定位农村的农业银行与定位工商业的工、中、建、交行处境迥异。2006年1月，农业银行副行长韩仲琦透露，去年农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6.3%（新浪财经2006年01月17日）。而同期工、中、建、交行都已达到5%以下。在工、中、建、交行均已完成改制上市后，农业银行还在为是否要拆分而伤神，为进城还是下乡而徘徊。
几乎所有讨论农行问题的人都会提到“历史包袱”，而这“历史包袱”很大程度上和“支农”相关。央行研究局《农村金融服务报告》称：
“农业银行1986年开始发放小额扶贫贷款，截至2004年6月末，全行5万元以下农户小额扶贫贴息贷款余额381亿元，涉及1175万农户，贷款不良率为70%。”
70%的不良贷款！那是任何一个银行都无法维持的。
“历史包袱”的最大来源是乡镇企业。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1993年以后，原乡镇企业大部分破产，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变成巨额坏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银行上收了贷款审批权。据《安徽农村金融“失血”调查》称，“安徽省农村地区共有249个商业银行县支行，其中，121个没有贷款审批权，109个贷款审批权在100万元以下，贷款审批权限在500万元以上的县支行只有1个(农行界首支行)。”
站在银行角度，不良贷款问题就是信用问题。银行业处理信用问题的常规手段是“抵押”，但“草根”们那有什么可抵押之物？
另一个问题是成本，为“草根”们提供贷款，山高路远，其成本远高于为“精英”服务，且其贷款金额小，收入微不足道。
第三个问题是管理。分散在如此广袤国土上的众多网点，如何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在是个难题。农业银行某省分行的高层对《上海证券报》透露，对农业银行的监管有五个主体，他们是：审计署代表国家，财政专员代表财政部，银监会代表行业，监事会代表国务院，还有农行自己的内审。
如此多重审查体系依然挡不住违规、违纪乃至违法事件。2006年6月15日，审计署公布《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发现：
违规办理存款业务142.73亿元；违规发放贷款276.18亿元；违规办理票据业务97.18亿元；违反财务会计制度问题金额12.67亿元，其中会计核算不实11.82亿元，私设“小金库”8492.8万元；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各类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51起，涉案金额86.84亿元，涉案责任人157名。
此前，农业银行的经济犯罪案件就不时曝光，以致有媒体用上了《丑闻接连不断 谁敢再信中国农业银行》的大标题。
奇怪的是，在这个让正规金融机构左右为难的空间里，非正规金融机构却如鱼得水。
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测算，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8300亿元之间。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也就是说，这20省地下金融规模与正规金融规模相较比例接近三成(28.7%)。
从农民的角度看，全国15省份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为56.78，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户只能依赖非正规金融途径。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户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比重就越低。根据调查的三大地区平均情况看，西部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最高，超过六成，东部和中部均超过五成。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看，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三地比较看，西部6省和中部均接近四成，东部最低也超三成。在全国备调查的17个省中，有的省份中小企业非正规贷款比例甚至接近7成。
面对如此大规模存在的现象，如此强烈的对比，我们是执著地“规范”、“管理”、“打击”、“取缔”，还是冷静地思考现象背后的经济运行机制？
“草根”金融与正规金融一样，会面临信用、成本和管理三个基本问题。而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信用”。
尤努斯及其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只贷款给穷人，而且无需抵押，连乞丐也可贷款，其中96%为农村妇女。而它的还款率高达98.89%，远远高于世界上公认的风险控制最好的其他商业银行。对此。尤努斯曾深有感触地说：与那些贪污巨额银行贷款的上流社会腐败分子不同的是，穷人诚实地还贷。
国内也有相似的经验。茅于轼在山西龙水头村搞小额贷款试验13年，该项目已从最初的500元滚动发展到50万元，从一个村庄扩展到三个村庄，有2500户农家因此受益，还贷率超过了95%。云南大理沙乐乡的小额信贷实验，3年多内，试点的35个村，放贷资金超过100万，还贷率达100%。
与之对比，我们不时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富翁住着豪宅却欠债不还，某企业家、某官员卷款潜逃，某富豪因经济诈骗而锒铛入狱。更有报道称：国内贫困农户使用小额信贷的还贷率在95%以上，地方行政机构、公司、富人使用扶贫贷款的还贷率仅为50%左右。
于是有人著文称：“尤努斯博士完成了一个伟大经济学证明：穷人比富人更值得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甚至认为他更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由这种简单的对比就得出结论，未免失之草率。请注意前引央行研究局《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农业银行1986年开始发放小额扶贫贷款，贷款不良率为70%！而农业银行转向城市商业后的这几年，效益明显改善。据“某农行基层员工”称：“我们自从2000年以后，真的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十五期间，我们没要国家一分钱的投入，硬是从一个亏损近亿元的大行到盈利2个多亿，”“存、贷、中间业务和盈利等主体业务已从原来的四大行的末位跃居第2位”（中国金融网新闻中心）。
官方的经验与民间的体会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试想如果我们现有体制下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不要抵押地向穷人贷款，那会如何？它们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
那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自1897年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将现代金融体制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就有两个根深蒂固的特征，其一是来自西方的基本理念与规程；其二是来自本土的官僚控制与对官僚体系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正规金融业的变迁、沿革可由这两个特征间的斗争与消长来解释，今天金融业的改革依然在此框架之内。
西方的基本理念产生于所谓“陌生人”社会。因而“信用”只能建立在可以看得见、拿得着的“抵押物”基础上。行政权力的强势存在和对官僚体系的依赖，则使银行在“信用”方面更看重官方担保，近年来大行其道的“银政合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两个方面，“草根”群体都处于绝对的劣势。由此，只要存在这两个特征，金融机构与“草根”群体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
“草根”群体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具有“前现代”色彩的“熟人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信用”的基础不是抵押物，而是周围的人们对你的共同评价，你有多大的能力，是否值得信任，人们了如指掌。掌握并利用这种集体判断力，是对“信用”最可行的保障。
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让赤贫的贷款者5人一个小组自己管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的熟人社圈而施加监督，这种监督是互相的，如果一个人不还贷，那么其他人就会帮助他，或者延长还款期限或者让他每天少还一点。这个熟人圈里，每个人的信用都处于监督之下，一旦信用被破坏，他将难于在熟人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
山西龙水头村和云南大理沙乐乡的实验中都能看到，熟人社会对“信用”的价值。
在山西龙水头村，曾有两笔贷款未按期还款，基金管理人就召集村民开会，让还不起钱的人跟大家说明原因，并请村民都来帮助他还，不足的部分，自己再掏钱补齐。这本身就是一个监督并培育信用的过程，结果，信用度成了能否获得贷款的重要条件，而获得贷款相当于对其信用度的认可。
沙乐乡的实验中直接套用了尤努斯的方法----“五户联保”：贷款人的贷款计划必须得到其他四位联保人的同意和担保，并以贷款小组的名义统一向村共管小组贷款和还款。另外，每个贷款小组的5位成员只能分批贷款。这样，这个贷款小组就同时实现了相互扶助和监管的功能。如果你破坏了自己的信用，你将无法找到4位合作伙伴，从而无法的到贷款，而贷款对你摆脱贫困至关重要。于是，你只能视信用为生命。
面对中小企业的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们的贷款对象是银行不要的中小企业，乃至小商小贩。泰隆信贷员的工作方法原始而有效：首先是考察贷款人的人品，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包括向竞争对手打听，向邻居打听，向其客户打听，向在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朋友打听，无所不用其极；其次是看他的摊位，厂房；还要到家里去看看房子，及调查贷款的用途。在贷款放出后，还要继续观察贷款人的守信情况。而一旦信用社认可了贷款人，一笔贷款办理可能就在5分钟内完成。可见影响他们贷款决策的，主要不是抵押物，而是对贷款人的全面了解。
不要以为这是“落后”的理念。我们国民的大多数生活在乡村，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金融业若想扎根于国民的多数，而非满足于傍着少数大款玩电子赌博的游戏，就应该深思这个理念。
2006年4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摩根斯坦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介绍了“现金流的贷款”：
“这种机制首先是要打破以不动产抵押为核心的贷款抵押机制。农民一般不具备很多的可抵押的不动产，因此要另辟蹊径。通过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甚至通过几户联保等方式替代不动产抵押。”
“现金流的贷款”的实施是将整个公司的机制、经营的前景视为贷款的前提。
“现在国际上的贷款人都有专家的，银行有专门贷某个行业的，你进了银行以后，你的发展主要是定制你是哪个方面的专家，比如我是一个制造行业的专家，我对这个行业很懂，我知道这个公司的前景怎么样，他的客源就变得比较稳定了，银行之间也不是无限制的竞争，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长期客户，而这个长期客户对经营状况都很了解。”
尤努斯、茅于轼、泰隆们创造的方法，其实就是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特征预测、监视现金流。金融界恐怕会将他们视为“异类”，而这位摩根斯坦利的谢国忠先生总不是“异类”吧。
“平民化”----无法避免的选择
信用机制的不同，势将要求整个运营管理的转变。
按现代金融机构的规范，成本是不可能降下来的。《统计年鉴2005》给出了自1987年至2002年各行业的工资总额和从业人员总额，其中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主要收入不来自工资，因而与其他行业的数据不可比。剔出这个行业后，计算各行业平均工资和全社会平均工资，并据此计算各行业相对工资的走向，所得结果见图六：
图六：各行业相对工资水平
数据表明，1978年，金融保险业的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当（101%），此后稳步走高，1993年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150%，1994年出现一次大跃进，跳到社会平均工资的240%，此后继续稳步走高，到2002年已高达社会平均工资的319%，成为仅次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高工资行业，为“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11.4倍，其实它们都是服务业，不过一个卖货物，一个卖货币。
虽然2006年５月１４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指出：当前垄断行业（金融业名列其中）员工工资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差距更大。
而2006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创新论坛”上强调：“对银行高级管理层，要实现薪酬方面的激励，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与企业未来收益挂钩的预期收入，如股票期权等。”
由此可以预期，金融业的人力成本增长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努斯、茅于轼、泰隆们的依赖“熟人社会”针对“草根”群体，解决“信用”问题的做法，正规金融机构根本无法借鉴。
服务于“草根”群体的金融机构不可能走贵族化的道路，只能走平民路线。
在沙乐乡的小额信贷实验中，由村民自己投票选举村共管小组，并且不是选一个人，而是“组合竞选”———选出一个出一个7人管理团队，有趣的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从未当过干部。所有的借贷和还贷都必须在村民大会上举行，并且是“坐收坐贷”———在一部分人还贷以后，当场再转贷给新的贷款人。资金无需中介机构，在同一时间里就完成了再分配。如果谁想查账，贷款小组的账本是随时公开的。至于村级共管小组的经费，也就几百元，包括共管小组这7人的误工费以及一些纸和笔等的必要支出，大约是利息收入的10--20%。（《沙乐乡的小额信贷实验》南方周末 2005年3月3日）
由此我们看到“草根”金融管理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公开、民主；二是成本低廉。
沙乐乡的实验让人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他看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沙乐乡用如此公开、节俭的方法管好了这“众人之事”，岂不值得人们深思？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借助行政权力、财产权利对“众人之事”的干预，其背后往往是少数精英团体的私利。
对国民中人数最多的“草根”群体而言，指望日益贵族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恐怕不现实。尤努斯、茅于轼、泰隆们的实践倒指出了另一条道路，用公开、民主的方法，建立自己平民化的“草根”金融。
对正规金融机构而言，既然社会财富已经高度集中在精英群体手中，既然您已经确定了为最有价值客户服务的方针，何妨高抬贵手，让“草根”金融自己去发展。不就是占总量7.9%的存款吗？占人口50%的国民分享这点财富，还能掀起什么大浪？让他们有机会自己管自己的钱，靠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自己无法为“草根”们服务，事实上又无法扑灭非正规金融，还要限制这，管制那，何苦来哉！
《科学时报》2007年1月2日 三、四版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67-3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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