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实践性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对当下的判断，二是对未来的预期。理论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从我们判断的当下，走向预期的未来。休闲理论也不例外。然而，一个孤立的判断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判断必然是在某种标准之下的判断，亦即基于某种理论的判断。一个绝对的预期也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预期也必然是基于某种理论的预期。因而，当理论本身发生变化，则对当下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当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对于科学的基本理解发生了变化，则作为实践性理论的科学传播或者科学普及必然随之而变。对于休闲学而言，这个更大的理论背景并不是明确的，它是基于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乃至于，就是休闲理论本身。

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中介绍了某大师的名言，大意曰：一切哲学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

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则对于当下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期也就完全不同。如果说休闲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则休闲哲学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生活。只有我们确定了什么是“好”，我们才能向“更”的方向努力。

“忙”是现在人们最常说的一个字之一。这也似乎成了现代性的特征。当我们在各个层面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时候，“忙”就成了必然的宿命。

工业革命之后，新兴的工业文明逐渐成为全球的主流。人类推动了全球化的物质与能量转化链条，并从中汲取一部分供自己享用。这个链条转得越快，即所谓生产力越来越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人类似乎就拥有了越多的财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工作”，就意味着推动这个链条，所以是有价值的。而“休闲”则只有在保障“工作”的顺利与可持续上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对于个人来说，情况也是类似的。“工作”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休闲”则要消耗财富。所以人们就越来越忙。

但是为何而忙？为了财富本身吗？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等我将来有时间了，我将会怎样怎样。”这个人们期待的怎样怎样，就是忙的目标。而这句话，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下，常常等价于：“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将怎样怎样。”这意味着闲暇的时间与金钱是启动理想生活的一个前提，这也意味着，人们在从事满足基本需求的工作时间里，那一段人生是不如意的，不理想的，是需要逃脱的。然而，要逃到哪里去呢？

做一个思想实验。请问问自己，假设从明天开始，老板给你放假一年，并且额外给你100万，你打算做什么？估计很多人一下子就发懵，他们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严肃认真地想过：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在日复一日为了财富与生存的奔忙之中，已经把财富本身当作了目标。所以会有很多人本能地想到，把100元拿来投资，赚更多的钱——也就是说，他没有因为有了额外的100万和一年的假期而开始了理想的生活，而是让自己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有人称为风险社会，也有人成为后工业社会，我则称之为有限地球时代。地球有限，资源有限，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有限，不仅发展注定不可能是无限的，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也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我们当下考虑一切问题的背景。休闲哲学也不例外。

从有限地球的角度看，拼命的工作，玩命的赚钱，无非是加剧了这个地球的负担，对于人类的整体未来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反而可能是一件坏事。这样，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所赋予工作的那种神圣意义，就遭到了消解。

我们不可能在获得了足够的金钱与闲暇之后，再去更好地活着。对于整个社会是这样，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当下之中，如果我们在当下不能感到幸福，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感受到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休闲是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一种工作之余的行为，而且应该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5月12日

北京 阳光小院

（发表时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休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