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8期，原为为蒋高明著《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所做的序言】

有生态的农业，才有生态的文明

田松

蒋高明以十年之力，以弘毅生态农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农业体系，包括作物种植、禽畜养殖、园林树木等；并从农业，延伸到农民、农村，提供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振兴乡村的完整方案；同时，为生态文明开辟了一个可行的入口，一条可行的道路。

这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

蒋高明也从生态学家，变身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实践家。

我愿意把蒋高明的工作，称为一场农业的生态革命，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

这部《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是对这场实践的一个总结，值得每一位生态农业的实践者、乡村建设实践者、生态文明的倡导者，以及农业的决策者认真阅读。

一、蒋高明其人：生态学家、农民之子、古道热肠的山东大汉

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当然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是生态学家。而且，他是一个经常说科学坏话的科学家。对于我的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之类的言论，他毫无反感，并且跟着一起说。

作为生态学家，蒋高明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于主流话语，不同于普通公众，不同于主流学术精英，也不同于大多数科学家。这是因为，我们的主流话语是数理科学建构的，数理科学的认知基础是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社会及自身视为机器，可以拆卸，可以改装，可以修补；而生态学家则可能有不同的自然观。

我认识蒋高明是在2005年《读书》杂志组织的“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座谈会”上。那次他讲植树造林，说在原本是草原的地方种树，是对生态的破坏。首先是树不容易活，劳民伤财；其次，不活还好，万一活了，就成了抽水机，加速当地的沙漠化。几句话醍醐灌顶，让我脑洞大开。几年后，我认真地阅读了他讲述在内蒙进行草场恢复的著作《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收获良多。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明转型时期，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几年前，生态文明克莱蒙学派的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来北师大，鉴于我对科学的激烈批评，他问，未来是否还需要科学？我想了想，说，未来需要生态学或者博物学。不久前重读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1977年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在前言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生态学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向导。

生态学（或者博物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一种价值观。在我看来，数理科学与机械自然观是相互建构的，是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则需要生态学或博物学，需要一种非机械的自然观。

一株庄稼为什么会从土壤里生长出来？不同的自然观有不同的解释，从而有不同的农业模式。从机械自然观看来，土壤可以还原成氮磷钾之类的元素，庄稼需要的那些是土壤的“有效成分”，庄稼不需要的则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人还可以精准地控制这些元素，人为地添加或减少，所以会有化肥，会有无土栽培。机械自然观是工业化农业的认知基础，也是工业文明的认知基础。只有把世界看成机器，才会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工厂，才会建立起工业的文明。

而在生态学家看来，土壤是一个生命的集合体，其中有腐殖质、微生物；蚯蚓、蚂蚁；也有杂草、飞鸟……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合作，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种子落在土地上，要有其他的生命形态，加上阳光、空气和水，共同合作，才能生长出来。蒋高明也讲元素循环，但是生态学家所理解的元素，并不是可以随意分离随意组合的元素，而是包含在整体生态之中的。

生态农业不只关心庄稼的生长，更要关心土壤这个生命共同体，进而要关心包括整个村庄的生命共同体。早在1948年，利奥波德就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的观念，把土壤中的其它生命形态视为共同体的一部分。

工业化农业只看到各种元素，只关心谷穗的分量，而毫不在意化肥、农药对土壤中的其它生命形式的伤害、毁灭。所以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说，工业化农业的所谓增产，是从蚯蚓那里偷来的。蚯蚓，也是蒋高明衡量土壤品质的重要参数。

蒋高明是农民的后代，他一直保留着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保留着农民对土地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与生态学的话语结合起来，极为生动。比如他说：用过农药化肥的土地，虫子不喜欢，鸟儿不喜欢，种子也不喜欢。我能够理解，这种说法不是比喻、不是拟人，而是写实。他还说：庄稼生长，是人的功劳吗？不是，是老天的功劳；从种子变成粮食，主要的工作都是老天干的。这种说法给我很大的启示：人不能贪天功为己有。没有阳光和空气，没有其它物种的帮助，就算能把水搬来，人也不能让粮食长出来。对于生态学术语“物种”，他有一个特别的用法。比如他说：人的科学再厉害，也不如物种厉害。科学的技术不可能把麦秸变成蛋白，但是牛非常轻松地就可以做到。他还说：蚯蚓这个物种，能够让土壤疏松，比任何机械的效果都好，不用人花钱，不用人出力。

在我看来，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有一个通道。很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传统智慧，都可以转化为后现代的生态学的话语。这在蒋高明身上有直接的体现。

蒋高明出生于1964年，比我大一岁。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在乡村接受的是依稀尚存的传统伦理熏陶。蒋高明创办弘毅生态农场，关心农业、农村与农民，从生态农业实践走向乡村建设实践，都建立在这个底色之上。弘毅二字便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蒋高明以士自况，有着比其科学家的身份更宽旷的视野、更高远的境界。

在他写《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的时候，他是一位对中国生态问题有全面了解的生态学家；在他写《生态农场纪实》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生态农业实践家和社会学家了。

二、消解科学主义的第一堡垒，粉碎工业化农业的增产神话

在多年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人们脑子里有一个定式，没有农药化肥，粮食产量不会这么多，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地球上有多少人就会饿死。我把这称之为科学主义的第一堡垒。一旦有人质疑科学技术，就会有人重复这套流俗之见，然后说，不要否定农业科技对人类的贡献。

工业化农业是美国生物学家布劳格（Norman Ernest Borlaug）发明的一整套农业方式，包括育种、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被称为“绿色革命”。印度在1960年代末期引入了这场革命，粮食大幅增产，从粮食进口国变成出口国。中国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农业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开始的，而在此时，印度已经出现了多种负面效应：土地板结、水位下降、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十几年后，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后果。让人不胜感慨的是，蕾切尔·卡逊早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似乎对绿色革命毫无警示作用。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大谈生态文明的人还没有读过此书。人是一种非常难以汲取教训的动物，尤其是别人的教训。中国农田污染的总体情况长期以来似乎是保密的，一直到2014年，环保部才第一次给出了全国性的数据，问题非常严峻。简而言之，农田变成了污染源。我经常问：污染源上长出来植物能叫做粮食吗？如果不能叫做粮食，统计它的产量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增产又从何说起呢？

结论也是明确的，绿色革命的工业化农业是不可持续的，它固然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同时也是一场生态灾难。它的增产是以土地和粮食品质的恶化为代价的。

即使如此，很多人仍然被思维的惯性驱使着，他们中的消极者会说，总不能回去吧，然后把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描写得一片黑暗，仿佛那时人们天天忍饥挨饿似的，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饮鸩止渴。他们中的积极者则不承认绿色革命是场灾难，还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他们宣称，转基因种子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和农药，能够减少负面效应，获得更高产量。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蒋高明在2006年创办了弘毅生态农场，这是中国第一家生态农场。2008年，温铁军教授创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这两个农场代表着中国生态农业实践的两种模式，有着极为重要而不同的意义。蒋高明最初是作为科学家，考虑一个科学问题；温铁军作为社会学家，更加关心三农问题。

弘毅首先是试验田。蒋高明与他的学生们在弘毅农场开展了基于生态学的各种农业科研活动，既产出生态的粮食，又产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还培养出大批硕士、博士。蒋高明的学术方向与当下主流生物学范式是不大合拍的，但是，他与学生的文章不断发表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这使得他能在量化考核的体制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1年后，他宣布，完全以生态方式种植的试验田，粮食产量超过了工业化农业的产量。

这个结论让科学主义的第一堡垒哄然崩解，也让工业化农业的增产神话变成了一个昂贵的笑话。

在这个科学依然具有主导地位的时代，蒋高明的工作具有特别重的话语分量。他的结论有严格的科学数据作为支撑；他们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代表着科学共同体的认可。

三、走出工业化农业，创建生态农业的技术体系

对于农民来说，增产与否并不重要。谷贱伤农，农产品的价格更为重要。增产一倍，价格降低一倍，不如产量不变，价格增加一倍。农民首先渴望的是增收，而不是增产。

对于社会来说，粮食产量早已不是迫切的问题。多年前，我曾把连续十年的中国粮食总产量与总人口平均，发现单是主粮，人均已超过了400公斤。温饱问题早就解决了。全球亦然。如果依然存在饥饿，那是社会分配机制的问题，而非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只要这种分配机制依然存在，无论增产多少粮食，也会有人饥饿。社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科技来解决。

工业化农业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在工业化农业中，一棵作物有效的部分仅仅是谷穗，茎秆和根部都是无用的，只能烧掉——又导致另外的环境问题。而在弘毅农场，不仅谷穗是效益，茎秆喂牛，产出有机的牛肉也是效益；牛粪堆肥还田，又是效益。田里的虫子用物理方式捕获，用来喂鸡，还是收益。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五谷丰登与六畜兴旺是相互关联的，用蒋高明的话说，不同的物种相互合作。在本书第二章，蒋高明描写了农村应该具有的多样性：野生动物多样性、栽培物种多样性、驯养物种多样性；也讨论了森林、湿地、草原、海滨等多样性的环境。足够丰富的多样性，才能保障生态的稳定性，微生物、植物、动物，形成相互关联的网络，才有健康的生态。在健康的生态之上，才能生产出健康的粮食，也才会有健康的人。

中国有些生态农场，就是以传统农业的方式进行的。不过，作为生态学家，蒋高明超越了传统，创造了新的农业体系。比如，他要设计各种对照实验，考察不同肥料、不同施用方式的效果；他要调控农作物、家畜、家禽的数量，使之保持恰当的比例；他要称量诱虫灯捕获的虫子，研究虫子的习性……

对于从工业化农业转化为生态农业的过程，蒋高明讲述了一个果园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现在的工业化果园依靠越来越多的农药和化肥，导致

……果园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果品质量下降，口感下降并含农残。北方苹果园每年要打20多遍农药，打除草剂5遍，使用反光地膜，套袋里膜也含塑料类物质。果园里的害虫就一直在与农药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人类使用的农药毒性越来越大，剂量也越来越大。果农们并没有消灭害虫，害虫们以很大的生命代价验证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彰显了它们的存在。相反，人类以前的许多好朋友如一些有益的鸟类（如灰喜鹊、大山雀）和昆虫 （如螳螂、七星瓢虫）却被杀死了。（第304-305页）

更不幸的还在后头，农药最终杀死了果园的主人。山东某县有个叫新村的几百人小村，近几年得怪病的人不断增加:不到三十岁得了尿毒症;不到半百的人浑身肿痒，疼痛而死；不到60岁的人患上了肝癌、肺癌和肠癌。过去七八年间，因癌症而失去生命的超过了20多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50出头！而在果园没有进入该村前，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癌症。无独有偶，跟我们学有机果园种植的果农，也没有等到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增产的那一天，他被胃癌夺取了生命，去世时年龄55岁。（第305页）

农药最初给果农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很快，就进入了恶性循环。河水污染，地下水污染，河中鱼虾被毒死，土中昆虫被毒死，果农自己也被毒死。这种农业产出的水果，外表光鲜，品质糟糕。城里人吃了也跟着慢性中毒。蒋高明认为，现在过敏越来越多，就与长期食用工业化食品有关。这样的农业方式，还有人主张继续下去，实在无法理解。

由于长期的惯性，果农已经无法相信，果园里可以不用农药化肥。蒋高明团队租下了五亩苹果园，开始了生态实验，并以此作为博士生孟杰的课题。

不用农药，使用诱虫灯、黏虫板对付害虫，省下了杀虫农药的成本和打药的人工成本；不除草，让杂草保持水土；种草，种豆科植物白三叶草，与本地杂草竞争，固氮，又节省了这部分人工和农药成本；召回蜜蜂，帮助授粉，以前人工上千元，现在蜜蜂几十元；对付不会飞的蚜虫，用沼液喷洒；还有飞鸟，高悬发声的气球和废光盘，恐吓——恐吓不成，就留一部分给鸟儿吃（第307-308页）。

两年后，土壤肥力改善，动物增加，尤其是蚯蚓。“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有机果园0-40厘米土层每平方米内的蚯蚓数量是360条，常规果园是33条。” “由于蚯蚓的辛勤劳动，加速了有机质的分解转化，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土壤变的疏松，孔隙度增大，改善了土壤的通透性。（第309页）

孟杰实现了果园的生态种植，有机苹果优质优价，果园效益提高。但是，产量还没有突破。蒋高明又安排硕士生李立君在另一处苹果园继续实验。2015年和2016年，产量比旁边作为对照组的常规果园高出43%和16%。（第310页）而效益，则是常规果园的四到五倍。（第304页）

十几年来，蒋高明和他的团队，对大田庄稼、蔬菜、果树、中草药的生态种植；家畜、家禽的生态养殖，都开发出系统的完善的方法。这些方法引来了各地生态农场前来学习。此外，弘毅还探索了食物的生态加工方法，诸如植物油、酱油、豆腐、豆皮、白酒等。

2013年10月，弘毅生态农场开始在淘宝开店，销售不用化肥、农药、地膜、除草剂、转基因种子和人工合成激素的“六不用”粮食及其制品。2015年，弘毅农场开始赢利。2009年，就有农户加盟，按照弘毅的方式种植、养殖，并由弘毅的平台售出。到2017年，加盟弘毅的农户已经有半个村子。弘毅正在带领全村乡亲，走向了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四、从生态农业到生态文明

一棵大树突然倒下，才发现，树根稀疏，已经烂了。虽然在倒下之前，也很风光。

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漫画，一棵大树，埋在土地下面的部分，比树冠还要茂盛。这样的大树才是稳定的，能扛得住狂风骤雨。所谓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中国传统社会格外重视农业。农，就是土壤下的部分。只要农村这个根还在，国人就有可以退守的家园；社会就能扛得住动荡，礼失便可求诸野。

但是，在中国，全面工业化农业几十年后，土壤毒化，村庄凋敝。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食物链中，农村位于下游，为上游输送工业化食品，还为上游输送廉价的劳动力，还是城市垃圾的汇聚地。农村的现状早就超出了我的想象。

蒋高明在进行生态农业的科学实验的同时，也变身为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

农村凋敝，首先表现在人员流失，青壮年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农村以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主。出现了大量空心村。蒋高明写道：“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剩余的是个村落的空架子。一个人家的看门狗饿死好久了，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冬天不到晚上7点，就见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大人们的说话声和孩子们玩耍的喧闹声。”（第25页）根据2010年的统计，全国“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第34页）

人员稀少，驯养动物也消失了，家畜家禽不再是每个农户的标准配置。与人伴生的野生动物逐渐稀少，家家房檐飞燕的景象早已不见。

农田毒化，村庄也毒化。鸡鸭不敢放养，因为随时可能误食洒了农药的食物而被毒死，连猫狗也不敢轻易放出家门了。

这样的农村还会继续凋敝下去，衰落下去，大树随时都会倒下。而在一个被毒化的环境中，不可能长出新的大树。

蒋高明对农村的现状痛心疾首。他的生态农业实践，自然而然地将农民与农村纳入进来。进而，蒋高明提出了一套完整可行的乡村振兴方案，其中的核心，当然是生态农业。

首先是让农村有人气，让农业成为受人尊重的产业，就从源头上解决“空心村”问题。（第38页）当农村的收入可以与打工相当，就会有青年人愿意回到农村。（第40页）毕竟是在自己的家乡，不用跑到城里作社会的底层，也不必担心老板欠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工业化食品的害处，愿意购买价格相对高的有机产品。只要解决信任问题，生态农业就会提高农民的收入。

生态种植，逐渐摆脱农药、化肥，被毒化的村庄和土壤逐渐恢复，驯养动物和野生动物逐渐回来，农村就会恢复生态多样性。

农田逐渐生态化，国土上最大的污染源就可能慢慢消失，河流、地下水慢慢清澈起来。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的说法，农民不仅承担着为国家生产粮食的任务，还承担着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使命。而后一项，长期不被人意识到。农民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农民的权利。

食物的品质得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从基础上得以保障，个人用在看病上的钱就省了下来，国家用于卫生健康上的钱也可以省下来。省下来的钱用来补贴农民，农民的收入又可以提高；用来补贴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价格就可以降下来，就会有更多人选择有机食品。整个社会进入良性的生态的循环。

社科院邢东田研究员指出，要尊重农民的劳动力价值。现在农产品的价格大大地被低估了。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之所以便宜，一方面是享受了国家的补贴，一方面是环境成本完全没有考虑在内。否则，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价格要高于生态农业。

很多人疑虑重重，或者断然否定，认为生态食品是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这涉及到更深入的社会结构问题。要知道，40年前，中国所有人吃的都是有机食品。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反而吃不起了？粮食价格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而让每一位公民能吃上健康的粮食，让每一片国土保持健康的生态，这原本是国家的基本任务。

到了这一步，蒋高明的工作已经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是悄悄地进行了一场社会改造，一场乡村建设。

在这本书里，蒋高明还系统地介绍了乡村的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教育、乡村组织化、生态技术推广等一整套操作方案。（第四章）

目前，生态农业最大的阻力来自工业化农业的既得利益者。蒋高明在书中讲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农药销售者劝告村民购买农药，诋毁生态农业，甚至进行直接的破坏。农场中的诱虫灯，多次遭到有组织的偷盗和破坏。这正证明了我的观点，工业化农业与工业文明的其它发明一样，首先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而不是为国民服务的。增产只是增殖的手段，是以环境恶化、食物品质恶化和公众健康恶化为代价的。

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在一个并非生态的农业上，怎么可能建设起生态的文明。

我多年批判工业文明，倡导生态文明，总有人批评我说：你只说了不能怎么做，但是没有说应该怎么做，没有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我一贯的反驳是，我没有给出可行的方案，不等于我提出的问题不存在。现在，我的回答是，蒋高明已经给出了一整套可行的方案。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案。

建设生态文明，从生态农业做起。

2018年1月5日

2019年1月8日

2019年1月10日

北京 向阳小院

（蒋高明，《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