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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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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松
据说今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是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二楼会议室里，“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上从未冷场，一天下来，直到会议结束，还有人欲说不休。何谓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各呈高见，很符合科学精神。
樊洪业先生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樊先生一开始就引用了外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在一个人民普遍爱国的国家里，是很少发生爱国运动的。”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现在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似乎可以表明，现在中国是没有科学精神，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联想到几年前，学术界曾经广泛地讨论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就发现我们既没有人文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照刘华杰的说法，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
樊洪业先生历数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精神”一词出现时伴随的社会状况，归纳道：“每次提倡科学精神，都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些关系。”这个归纳暗示了一个秘密：我们之所以倡导科学精神，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为了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用刘华杰擅长的术语来说，科学精神这个词具有某种建构的因素。
既然是建构，就有人的目的在内，怎样建构，为什么建构等问题就随之出现。这几天和刘华杰通email时恰好谈到了科学精神。我最近新散布了一篇旧文《绝对正确》，其中有大致这样的句子：某些教师以绝对正确的口吻在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却损害了科学那种“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刘华杰回答说：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洽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在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宽容不必。怀疑更不是科学特有的。这个断言自然有他的论据支持，但是我也可以列举同样一大堆例证来支持我的结论。所以我想，在科学精神的具体内容上的争论必定是没有结果的，同时必然涉及到一系列定义问题，比如何谓宽容，何谓怀疑。我便把论题转到上一个层次，对自己做一点心理分析。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所有自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就把诸如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同时把野蛮这个坏词给排除出去，尽管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人所共见的，但他们会说这不是正常现象，是偶然的、非主流的、将会绝迹的，所以不是精神，不予考虑。同样，科学主义者也愿意把好的性质附会到科学上。我虽然不是科学主义者，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希望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在这种观念下，我下意识地就会论证且能论证出科学精神具有我喜欢宽容和怀疑。但是，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科学精神”，它是否真的已经具有了那些我喜欢的性质？
“是”怎样和“应该”怎样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应该是什么？这次会议材料中印发了我前几年写的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仍然包含许多“应当”。现在我想探讨一些“是”。
正如与会的各位专家反复提到的，“科学精神”这个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定义，谈“应该”反而方便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理解的“应该”赋予它定义。而谈“是”则有些危险。作为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在遇到抽象概念时我常常努力把它转化成可观测量。我发现有两种转换的思路，一是把整个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归纳，看里面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建制，看它有哪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
从科学知识这个线索出发，可以发现，科学知识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知识都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没有超自然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理性精神；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经得起实验的检验，这应该是实证精神吧。
就我而言，从科学建制考察科学精神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启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考虑了类似的精神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我觉得韦伯具有物理精神，在我看来，他把资本主义精神转化为资本主义多少的量度。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多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发达，同时他在新教徒的数量与当地资本主义程度之间发现了统计相关性，从而认定新教伦理具有最多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仿照韦伯的做法，是否可以把科学精神视为科学多少的量度，认定科学最发达的地方具有最多的科学精神？
这个定义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可观测对象。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美国比中国具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美国比中国的科学发达。在中国，按照同样的逻辑，大城市比边缘山区有更多的科学精神。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推下去很快就要出问题，所以打住。我不妨换一种问法，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或者谁最具有科学精神。一个直觉就是科学家最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郭正谊先生否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具有科学精神，相反，有些在科学理论上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反而很少科学精神。按照刘华杰的说法，对于科学精神的阐发主要是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做出的。那么是否他们更具有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不过至少他们是科学精神的主要阐发者和传播者。只需要继续追问：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的阐发？他们阐发的对象是什么？问题就绕了回来，他们所阐发的当然是科学活动本身。所以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答案：科学精神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之中。于是就得到了这样定义的科学精神：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但是这个定义依然很难排除“应当”。我们从科学共同体中归纳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可能并不是实际具有的，而是我们认为应当具有的。
现在以欧美为例。不过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西方的科学共同体，所以我所说的只能是我间接了解的，其中恐怕有很多“应当”的成分。毫无疑问，西方的科学共同体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其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当然也是不断演变的。比如我们现在可以说，科学精神中有一种平等精神，权威和晚生在学术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西方科学的历史上，权威压制后辈的例子同样司空见惯，即使到了现在，也不能说绝迹了，只不过后辈批评前辈的文章有了更多的发表机会。权威侵占后辈成果的事例也一直存在着，比如1967脉冲星的发现在1974获得了诺贝尔奖，但获奖的并不是发现者——当时作为研究生的贝尔，而是贝尔的导师休伊什。即使到了现在，导师在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仍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过像贝尔这样奉献如此巨大的案例已经难得一闻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科学争论是理性的、宽容的，但在地质学历史上，火成派和水成派曾水火不容，双方也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力量压制对方，恨不得在肉体上予以消灭。而现在学术争论的楷模则是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他们的争论一直在学术层面上进行，具有完全的透明度，我们可以从学术刊物上了解到争论的全过程。尽管如此，在今天以科学之外的力量压制学术对手的事例同样存在，不过会遭到更大的反抗，得逞的难度也更大。现在我可以说科学精神具有宽容的成分，我经常援引的案例是爱因斯坦与泰戈尔之间的对话（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唯心论者泰戈尔不相信存在脱离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和客观真理。爱因斯坦无法说服泰戈尔，他只好说：“我不能证明我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我的信仰。”这种回答肯定让许多科学主义者感到软弱无力。但在我看来，这表现了对其它信仰的一种真诚的尊重和宽容，他并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信仰着，既然同是信仰，同样不能证明，自然就不敢说有高低正误之分。但或许有更多的科学主义者在藐视非科学的信仰，居高临下地斥之为愚昧、落后。现在我们说，造假是科学的死敌。但在历史上，比如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密立根实验，其数据就经过了筛选，而密立根生前一直享有巨大的荣誉。不过到了现在，造假事件一旦被揭露，造假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止。
根据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是否认为这些就是科学精神？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还不够理想，还“应当”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些规范、价值和准则的发展方向是否符合我们认为“应当”的科学精神。于是，又出现一个相关问题：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是否存在一个使其规范、取向和准则朝向理想的科学精神方向发展的机制？
考察中国的科学共同体，我们会发现迥然相异的局面。比如，某大部一个研究所，生产火箭上的某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很贵，比如说五百万一个吧，因为设计寿命只有五年。所以如果五年过后火箭没有发射，这个零件就应该报废。但是，该所的领导却命令总工程师重新论证，把设计寿命论证为十年。再如，某大部一个研究院，院长并不搞科研，但是能搞到课题，他只需要把课题向下分发，不费丝毫力气，就可以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享受属下的科研成果，获得学术上的众多荣誉，反过来获得更多的课题，人送雅号学术地主。我想每一个在学术机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我们喜欢说中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不高，科学精神缺乏，这种判断应当是成立的，但是一味地谴责民众愚昧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正如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不能只谴责民众堕落一样。当乡政府的官员可以公然欺压百姓而长期不受到任何惩罚，当中国电信的官员可以毫不脸红地宣讲多收电话费的理由，我们不能指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能够提高。同样，当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抄袭而能够继续招博士生且有人报考，当我们的研究生靠编造的数据拼凑的论文而能顺利毕业，我们不能指望民众会具有多少科学精神。事实上，造假、剽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心照不宣的秘密，造假者的学术生命很少受到损害，反倒是揭露者会遭到种种刁难、压制乃至迫害。再如评职称，有多少领导利用职权把自己评成教授、研究员？如果我们给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打80分，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能打多少分？我简直都不敢打。分数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一个有利于提高分数的机制，而现在实际运行的机制恐怕只能使分数进一步降低。
那么，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机制能否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科学共同体不是孤立的，它必然是在一个社会之中的。西方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显然是有关系的，我们从西方科学共同体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也是其全社会共同的规范、取向和准则。而其内部的争执，常常需要向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机构比如法院求得解决。内部的公正是由外部的公正来保证的。就如蔡德诚先生强调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主精神是一致的。
这时我们看到，科学精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回到了樊洪业先生所暗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答，是希望能解决某种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意，使得我们希望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倡导一种东西，在几年前，我们倡导的东西叫人文精神，因为当时对社会问题的诊断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在我们倡导的东西叫做科学精神，因为我们发现科学不精神了。而在我们倡导的时候，这个精神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于是，又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倡导“科学”的精神？
我想这是与中国长期的唯科学语境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具有很大的正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中，科学具有神的意味。不妨对两种说法进行一下语义分析。一是“科学的殿堂”，几个字就说得非常明确，科学是我们供在殿堂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学习的对象，但是不能作为质疑的对象，贬低的对象。另一个说法叫“规律的惩罚”。比如一个人炼了什么功，相信自己可以飞，从八楼窗口飞出去，摔成了肉饼。人们会说，这是因为他“不相信”科学，所以遭到了科学规律——在这里是落体定律——的惩罚。但是，科学靠什么实施这种惩罚？如果跳下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玻璃杯，这只玻璃杯摔成了碎渣是否也是遭到了落体定律的惩罚？同时，科学为什么要对人实行惩罚？从这个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不相信”。但如果以“不信”为理由实行惩罚，又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这个拟人法中，规律（科学）实际上被拟成了具有人格力量的神。这就是唯科学语境中科学的形象。因而在我看来，许多人是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科学是他们迷信的对象。樊洪业先生戏称，不妨把“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改称“高级精神科学研讨会”，其中暗有深意。我们需要一种高级的精神，而这种高级的精神就是科学。科学为什么高级，因为它是神。仿照樊先生的做法，把“科学精神”的“精”去掉，就是一个“科学神”。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神的精华，故称科学神精。倡导科学精神，就是要给我们的科学神开一次光，给我们的社会按上一根科学神经。——后面这几句话虽然也能说明一点问题，但只是个文字游戏。然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他们会认为我亵渎科学，这又一次证明了科学的神性。
在这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任何神都免不了被利用被亵渎的命运。科学神也不例外。但亵渎他的不是我，而是那些打着科学招牌的人。几乎所有想要证明自己正确、高明、有效的东西都曾打过科学神的招牌。比如某某神功、某某工程、某某营养液体，我甚至还吃过一个科学烤鸡，号称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结合而成，包装纸上赫然印着含各种氨基酸多少多少。这时，回想我以前谈的科学精神，就有了某种警惕。我是否也在假科学之名宣扬某种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宽容是好东西，所以我就证明科学具有宽容精神。那么，其他人是否也可以把他喜欢的东西在科学中论证出来？比如某些人就强调科学精神一点儿都不宽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决不宽容错的。为什么我不可以放下科学的招牌，直接倡导宽容呢？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倡导科学精神，而且，在科学依然保持着语境中的地位时，我也不反对通过科学来倡导宽容、民主，提倡说真话，求实证。我只不过是想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忍不住不说而已。
把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竟发现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毛病，诊断的结果是缺少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倡导科学精神，却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单单科学精神这味药并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我想把问题反过来。王一方最近说，科学的殿堂也有旁门。给大殿开个旁门，帮科学神通通风，也是对科学神性的消解，但这种方法未免过于温和。以我之见，还开什么旁门，直接拆了算了。
我严肃地以为，这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步。
2001年1月12日
2001年3月17日
北京 稻香园
附记：如开篇所说，1月12日，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次“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场面热烈，以至于我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晚上回来，忍不住写了这篇随想，用电子邮件发给与会的几位朋友，算是我的补充发言。其中许多问题都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只能是个随想，不能算一篇文章。2月9日，《科学时报》以《拆除科学殿堂，直视科学精神》为题发表其中的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斩钉截铁，简洁有力，很符合我的原意，只是比内文稍硬了一点。趁这次机会，稍做补充和修改，仍以随想为题——因为还是个随想。2001年3月17日
（全文发表于：王大珩，于光远主编. 论科学精神.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21-234。标题改为《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另外，本文收入到作者文集《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越科学话语的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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