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的《顾炎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论及“《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谈到了《周易》天尊地卑观念的文化影响：

 

《易传》“天尊地卑”的矛盾观所反映的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以“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为伦常，而“三纲”归根到底只是“一纲”——“君为臣纲”，因为“父为子纲”中的“父”与“子”和“夫为妻纲”中的“夫”与“妻”，除了“君”以外，无不属于“臣”。以“君为臣纲”为根本内容的“三纲”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天尊地卑”或“阳尊阴卑”的矛盾观。

 

根据“三纲”的伦理要求，“臣”必须无条件服从“君”，这种无条件性达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程度，所以在“三纲”伦理思想的长期统治下，中国人在道德心理上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做人，而只能俯首称臣于君主。这种只能俯首称臣的道德心理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了无自性地依附于封建君主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与伦理地位。正是这种现实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中国人在社会意识上自发倾向于自陈、隋以后在中国佛教思想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大乘空宗的“缘起性空论”，按照这种佛教理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也者，无自性之谓也。“缘起性空论”的实质就是在于否定事物的自性——事物的存在及其变化发展的自我根据。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之所以信奉这种基于“缘起论”的“性空”观念，是因为这种观念最符合他们依附于君主而生活的实存状态，因而最能使他们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而封建君主也乐意于他的臣民接受这种“性空”思想，因其一经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们便会逆来顺受其现实生活，心安理得于他们在社会上的依附性地位。

 

如果说大乘空宗系统的“性空”观念是在于否定人有自性的话，那末，儒家系统的“三纲”观念则在于肯定唯君主有自性。换言之，儒、佛二家的思想合在一起，就是肯定君有自性而民无自性。这种君有自性而民无自性的思想，恰恰就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之下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儒、佛二家的学说不过是从不同角度为这种社会现实所作的辩护，不管这种辩护是出于故意还是无意。

 

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儒、佛二家君有自性而民无自性的思想影响，因此造就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外因论”思维方式——常以“性空”观念去思考问题，把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因缘”“随缘”之物，从而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令自己不满的问题时，常常是从外部去寻找导致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讲出种种总之与自己无关的原因来，以便把造成其问题的因由全归到别人身上，从而指望由别人来全部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而认为自己则可以作袖手旁观的逍遥者，抑或更具有怨天尤人的充足理由和怪三怨四的自由权及求全责备于别人的裁量权。所以在中国，实做其事的人们常常受到来自不做实事的人们说三道四的指责和怪罪，由此导致人们常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就是做起事情来也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总之，“外因论”的思维方式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就为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依附性）和做事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从众性）。因为中国至今仍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以今天我国政府才要大力提倡“自主创新”。

 

应该指出的是，与上述“外因论”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还另有一种“内因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观念上是来源于道家的基于“自然论”的“无待”思想。按照道家的“自然论”，未有天地之先，已然有物混成，这便是先天地生的“道”，它“自本自根”，是为宇宙本根。因其“自本自根”，故“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体现，是在于“道”的“独立而不改”。这种“独立而不改”的自然性体现于由“道”所派生的万物，就是万物的无知无欲之性，因其无知无欲，故而无求于外，这就是万物的自然性——自足性或无待性。道家崇尚“自然”，就是肯定万物本来无待，人生也无待，都是自足的。

 

以自足无待之心来看待人生，思考万物，这就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逐渐形成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内因论”思维方式。这种“内因论”思维方式看起来似乎与儒、佛二教影响而形成的“外因论”思维方式全然不同——后者是以“性空”观念去思考问题，把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都看成是“因缘”“随缘”之物；前者则是以“自然”观念去思考问题，把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都看成是“独立”“无待”之物；而实质说来，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割裂了自我（内）与环境（外）的辩证关系，使二者处在要么绝对对立，要么绝对同一的关系状态中，如此必然要导致内外俱消的虚无之境——一切事物既无内因也无外因的虚无主义世界观。从实质上讲，道家和佛家的生活态度就是基于这种世界观的虚无主义生活态度。

 

其实，从辩证的观点来看，自我与环境是内外有别而相与互动的。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变化与发展的。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一方面，环境创造人，另一方面，人又改变着环境。只是对个体的人来说，他（她）来到这个世界，就有既定的环境，这环境不是他（她）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他（她）不得不承受的现实。但是，人生在世的意义，又不在于被既定的环境所支配和塑造，而在于按自己的意志去努力改变这个环境，使这个世界打上自己意志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生活并且要活得有意义所带来的问题，所以，任何人只要他（她）要生活并且要活得有意义，就没有正当的理由认为他（她）所面临的问题是与自己无关的。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他（她）应该而且必须把他（她）所面临的问题看作是由自己造成的，并因此自认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努力加以解决。

 

当我们面对着令自己感到不满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其实毫无理由只顾自己说三道四，讲出种种总之与己无关的原因来，此情此景，正当合理的选择应该是，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并努力寻求或创造与别人合作的机会，使别人心甘情愿与自己合作，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或自己与别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作这样的选择时，当然不能只考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还得考虑别人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别人着想，因为你不替别人着想，不去考虑如何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你就得不到与别人合作的机会，从而你自己的问题也就难以得到解决——这世界上，除了上帝，谁有本领在没有任何合作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呢？自主与合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正当方式，而且恐怕也是唯一正当的方式。

 

我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向来认为中国有一个辩证思维的传统，但是，据我近来对传统文化中并存着的“外因论思维”和“内因论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研究，越来越感到那种所谓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特别是体现西方辩证思维成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思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与后者相比，前者恰恰是通过“外因论思维”和“内因论思维”两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要么绝对对立，要么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思维。我在《驳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何如此缺乏党性修养”》一文曾提到：

 

“如果您承认替党说话和替老百姓说话不完全是一回事，您是根据什么逻辑得出逯军关于‘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话是所谓‘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呢？显然，您这里所谓‘对立起来’的‘对立’不过是‘绝对对立’的同义语，可是从逯军的话如何能逻辑推论出他是‘将党和人民绝对对立起来’呢？十分明显的是，从‘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话只是表明党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之间不是一种绝对同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因而不是一回事，既然不是一回事，替党说话和替老百姓说话也就不是一回事。然而，按照您的逻辑，其二者之间只要不是一回事，它们就是两个绝对对立的东西。您的逻辑表明，您正是如我在《为逯军被处分而鸣冤！》一文中指出的‘指责逯军的话‘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的人们恰恰就是认为现实的党和老百姓的关系是绝对同一关系！他们的对立观念是绝对对立观念，反之，他们的统一观念是绝对同一观念。以这种非辩证法和反辩证法的观念来看待现实的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必然要把这种关系要么理解为绝对对立关系，要么理解为绝对同一关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要么绝对对立，要么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思维至今仍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严重，以至于连中国官方最重量级报纸的评论员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语词上最明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对立”当作 “势不两立”或“绝对对立”的同义语，而把“矛盾”当作“自相矛盾”（即“势不两立” 或“绝对对立”）的同义语，把“斗争”当作“你死我活” （即“势不两立” 或“不共戴天”）的同义语，在这种情况下，如今因为要讲“和谐”，连“对立统一”、“斗争性”这样的辩证哲学用语都不大提了，人们开始忌讳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对立”、“斗争”这样一些词，而这种忌讳恰恰是表明了人们又是从“对立”、“斗争”这样一些词的反义词“统一”、“同一”的含义上去理解“和谐”的，在这种理解中，“和谐”不过是“统一”、“同一”的同义语，而与把“对立”当作 “势不两立”的同义语，把“斗争”当作“势不两立”的同义语的情况相反，“统一”、“同一”则被当作“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同义语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今天所提倡的“和谐思维”是容不得矛盾、容不得斗争的。当现实的矛盾、现实的斗争以事实形态摆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非但不予正视，反而把这类矛盾、斗争归因于“不明真相的人”受了“极少数人”的挑拔、利用，似乎只要把这“极少数人”摆平了，广大“不明真相的人”是不会自发地与其他人发生矛盾和进行斗争的。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似乎只是在于摆平喜欢挑拔、利用“不明真相的人”出来“闹矛盾”的“极少数人”，以为只要摆平了这“极少数人”，社会就“和谐”了，就“天下大同”了。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与“文革”时期的思维方式正相反对的：“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对立思维”，是“势不两立思维”，今天的思维方式是“统一思维”，是“无矛盾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都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思维方式，而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决反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在封闭的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里，“要么绝对对立，要么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许有其必然性，从而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开放的现代社会生活里，这种思维方式就失去其合理性了，因为在这种社会里，商业竞争成为人类生活的主题，而现代商业竞争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竞争把世界越来越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造成了世界市场，形成了全球化的发展势态。可见，在现代社会里，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内容，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反映到哲学上就是“对立统一思维”或“辩证矛盾思维”，这种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维”与排斥同一性的“斗争思维”和排斥斗争性的“同一思维”绝无共同之处。因此，如果把今天所提倡的“和谐思维”当作与“文革”的排斥同一性的“斗争思维”正相反对的排斥斗争性的“同一思维”来理解的话，那末，这种“和谐思维”与“文革”的“斗争思维”是一样危险的。

 

结合传统文化中并存着的“外因论思维”和“内因论思维”两种思维方式来加以细心的比较性探究，我们会发现，“文革”的“斗争思维”是偏向于“内因论思维”，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导致了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倾向于“夜郞自大”或“妄自尊大”的“自满”；而今天的“同一思维”则是偏向于 “外因论思维”，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导致了当今中国人普遍倾向于“妄自菲薄”或“贪得无厌”的“自虚”。用古代阴阳太极理论来解释，“自满”与“自虚”都不符合阴阳平衡的太极原理，“自满”是“阴衰阳盛”，“自虚”是“阴盛阳衰”。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中国的“阴衰阳盛”发展到了连女性都要争做“铁姑娘”——当时最著名者莫过于大寨的“铁姑娘队”，当今中国的“阴盛阳衰”则已发展到了连男性都要争做“娘娘腔”——当今最著名者莫过于东北的“小沈阳”。昔日大寨的“铁姑娘队”受到全国人民的追捧，而今日东北的“小沈阳”也受到全国人民的追捧。这两种极端的现象看似偶然，其实是集中反映了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如果说崇尚“铁姑娘”的文化是“阴衰阳盛”的“坚强文化”的话，那末，热捧“娘娘腔”的文化则是“阴盛阳衰”的“柔弱文化”。

 

然而，无论是盛行“坚强文化”，还是盛行“柔弱文化”，都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阴阳失调”或“阴阳失序”。至于造成这两种颇显得有些“畸形”的文化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笔者暂时还没有去深究，但是，“柔弱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崛起是值得注意的，它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外因论思维”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越来越依附于商品和金钱的“物化生活”都有密切关系。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已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西方没有产生“柔弱文化”，而市场经济在中国一发展起来就产生了“柔弱文化”呢？看来还是要从政治方面去寻找原因。

 

西方经济上的市场化使西方人越来越依附于商品和金钱，这是其“物化”的方面；但同时其政治上的民主化则使西方人越来越摆脱对人际关系的依附，这是其“个性化”的方面。“物化”使人日益丧失其“人性”（人的族类性），“个性化”又使人日益确立其“人性”（人的个体性）。从这方面去看，西方市场化和民主化应可理解为从崇尚人的族类性的“本质主义的理性文化”向崇尚人的个体性的“反本质主义的感性文化”转变的过程。“反本质主义的感性文化”以张扬物化之人的个性为本质特征，不难看出，这种文化显示出其有从“社会人”向“自然人”发展的势态。这种“自然人”当然不是原始意义的“自然人”（野蛮人），而是后现代意义的“自然人”——融文明人的社会性与原始人的自然性为一体的“中性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后现代形态的西方文化称为“中性文化”——迈克尔.杰克逊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文化气质大概能表现出西方“中性文化”的主要特征：近乎疯狂而又不乏柔情。这里，我无意于对这种文化作或褒或贬的评价，只是想说明，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既不属于“坚强文化”，也不属于“柔弱文化”，而是属于“中性文化”，从而想进一步说明，当今中国的“柔弱文化”应该是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尚缺乏民主化作为补充深有关系的，这使得中国人为市场化所必然导致的“物化”缺少了“个性化”的补充，即在日益丧失其“人性”（人的族类性）的同时，未能日益确立其“人性”（人的个体性），换言之，当中国人正在日益丧失其“族类家园”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同时进行其“个体家园”的建设，于是就有将成“无家可归”之“丧家狗”的发展之势。“柔弱文化”就是处于这种发展势态中的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畸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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