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在描述分析游戏冲动之前，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相关的两种冲动——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都是强加在人身上的强制力，形式冲动要求法则，感性冲动要求着实在；形式冲动要求这个世界的牢固的观念的和判断的意义关联，形式冲动要求对实在的规定性；形式冲动向绝对无限诉求；感性冲动向被规定的有限诉求。①关于这两种冲动，席勒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带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但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以现时代的眼光再去审视那次的思索的时候，被把握到的是：那不只是从思辨体系出发的对人性内容的规整，更真切的是思维着的精神对自身处境的反思。精神在世的本来的面貌就：观念性的存在必须依附于现实性的存在。消去形而上学的色彩的话，可以换成这样的表述：现实性的“精神存在”必须呈现出精神的观念性。首先，一切的存有都是现象的存在，永恒的流变、花开花谢、时间的永恒流逝、时间空间赋予的有限和杂多正是现象本身的特性，这儿的法则是永恒流逝在时间的此刻的叠加，是处在因果关联中的被限定的有条件者；但是存有并不仅仅只是现象，从根源说，对存有和虚无作出区分从而把存有突出出来的正是精神，也正是精神，在现象之在的基础上赋予了一切的存有，春华秋实中的不断变换的树却被凝结为“同一”棵树，日出日落背后的天体运行规则也正是精神在对现象的观念规整的基础上作出的观念连接，这个世界的法则正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一部分被精神赋予。不难看出，向现象的诉求就是精神的实在的要求，这就是感性的冲动，畅望的是多彩的现实性；而向观念的法则的诉求则是精神性的要求，这就是形式冲动，畅望的是永恒的绝对。仅仅对精神存在的本来的情态作出描述，只对强加在精神存在上的这两种冲动从在世中加以分离和说明，这对于思维着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一切的追问只不过是精神的强烈的还原欲望，而还原无非是向先验而在的东西的回归，因而思辨的末端的真正情态只是原来如此，传达的正是一个早已有的东西被此刻把握的惊异，也只有这才可以解释世界的可知性和人类思悟力。
思辨的本性只不过是在不断的向当下以外的东西注视，从而在当下之外为当下的存在寻求依据，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在当下之外为当下寻求意义，上帝、真理、知识、科学、结构都是以宏大的远景为注视的当下寻求意义，即便是标榜衰弱的思想的后现代思潮，也在做着一个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在没有远景的漂浮的小岛上的分析和关联，他们仍是意义的虔诚的殉道者。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这两种冲动说，仅仅作出思维上把握，仅仅作出突出和描述，并不能够把握它们自身，即它们的意义。它们作为现象，跟月缺月圆只有在回归到月亮本体上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一样，对他们更深层次的把握，即更多意蕴的获得，也必须向精神存在的本体回归，虽然本体论的最终追问不可能得到解答，进而失去意义关联成为荒诞，但是在这儿至少没有进行到“不为什么，只是这样”的境地。对于精神存在的本体的注视已经完全可以为这两种冲动赋予更进一层的意义，在这儿完全可以放下“杞人的忧郁”，自得于眼前，悠然而乐。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精神的存在跟光相似，自身不能显现自身，而必须在他物的反射中显现，纯粹的光是看不见的，见到的只是被广延物反射的光；另一方面，即便是万千的形状和颜色反射，光自身也保持着自身的，这所有的反射只不过是光存在的效果，也许更先的是必须有光。对精神说，无论是“我”还是“物”在观念的自在中只是空无的有，抽象的晦暗，它们的显现依赖于在现实世界的呈示，即便失去了观念中的万种风情，多样的可能性和完满，从而在这一刻只能是被限制，只能在时间中流逝和变化，但是即便是沦为现象，毕竟有鲜活和实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时间之中的任何一刻的非我或者是作为现象的物的存在，精神作为精神，她的自持自身要求着将杂多归于整一，将有限和相对回复到无限和绝对，将一刻刻的人格和现象之在凝结到人格和物本身。这就是精神存在的本体论的情态，必须是其所不是，但又必须不是其所是，②两种必须作为精神本身的要求就成为对人在世的强制力，感性冲动要求鲜活的现实性，这排斥着观念上的形式完满，形式冲动要求不变的永恒，这同样也排斥着感性的杂多和变化，③这就是从精神存在的本体上为两种强制力及其冲突所做的说明。
席勒把这两种实际上的强制力命名为冲动，强调的正是这是来自于人性本身的东西，如果说是强制也是自我强制，即所谓的自治。源自人类精神深处的这两种诉求对人显示出同样的统治力，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由于排斥所加深的统治力，呈现的正是在世的情态，形式的要求跟理想、完满、完美处在同一个隐喻轴上，感性的要求是跟实在、鲜活、拥有在同一个隐喻轴，它们在相互排斥中显示的是人必须作为有限存在者却又必须畅望无限、来自于无限又必须诉诸有限的双向挣扎，这就在世的困境——生的痛苦。然而人生的运气看来并没有很糟，在人类的天性中同样存在第三种冲动，席勒将其命名为游戏冲动④，不管是造物的馈赠，还是处于困境中的人类的自救，毕竟在人身上存在这样一种本能式的精神诉求，在一个与现实的生相近而又相区别的情境中，精神可以以实切的方式显现自身，这个情境以及精神的实现既具有现实性，又抚慰了精神自身对法则的的诉求，既有现实性的实在又有对时间性的摆脱，既实现形式自身的法则又消去了法则自身的观念的空虚和枯燥，这就是人类的“游戏”，在游戏中，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相互扬弃自身，然而又实现自身，从而弥合了两种从动加在人身上的强制力，从而弥合了人性的分裂，生的痛苦。席勒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希腊人的艺术，在那儿，现实性和理性结合的那样完美，那静穆和谐正是人格未分裂的神性的光彩⑤。以此观之，席勒无疑将艺术将美将美归于游戏冲动，不管此二者有何区分，循着它们的共同之处，一定可以窥得美的一丝颜容。下面的篇幅所做的就是究竟是游戏的哪些特征使它跟艺术近亲，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一个美学范畴。
既然席勒以艺术，特别是希腊的艺术作为“游戏”塑造完美人性的例证，那么就先循着艺术本身来梳理一下关于游戏的美学框架。无论是大理石的雕塑还是在舞台上上演的悲剧，它们的首先的特征是感性呈示，石块、音声、语言、人物行为的直接展示，都是运用时间的材料，它们直接呈现的是向感官的特性，感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作为艺术，它们与生活本身相比较的区分在于从时间中的相对的隔断，这就是艺术的观念化形式化的特性，在摆脱了生活的限定，艺术为自身赢得了无利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心灵更趋近的是观念自身。既有感性质料，又有理性法则，既有时间中的鲜活，又有观念中的完美，这就是席勒借希腊艺术指出的游戏——艺术的自身价值，通过感官而不是思维，向心灵呈现出观念的法则，这就是游戏——艺术自身的意义，这也正是美学既是感性学又有理性特征的根源。以上是参照席勒对于游戏冲动的论述，作出的对广义游戏的特征分析，游戏兼有感性和形式的双向的完满，而同时消解掉感性和形式各自的偏执。这只是对思维的第一个层次的追问的回答，真正对思维具有挑战性的是为何席勒会选择游戏作为艺术的作为美的表征，或者说，是游戏自身的哪些特征使其成为艺术的人性根源上的原因？在人类历史上散漫的游戏，又是怎样的在其人性的特质上，演绎着美的光环，从而演绎着人类精神的史诗？从小孩的纯然的过家家到玄奥的黑白天地中的世界，使它们成为一个类——共享游戏这个观念的是如下几个基本关节点：1、设置的情境；2、可重复进行；3、有特定的规则；4、游戏者的参与性。从逻辑上将这几个关节点加以梳理，在交叉和平行的排列结构中，不难发现如下的类群整合：情境、规则和参与者的以行为参与这个集合所显示的共通的意义是，游戏的感性质料性；情境规则和参与性，显示的正是时间的特性，向感官的角度，但这与其说是迎合了艺术的感性特征，或者是人性的感性冲动，倒不如说是它们共通地源自于人性深处，源自于精神存在的本体，正如不可能提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形而上依附的是感性杂多的实在，或者更确切的说形而上和形而下只是二而一的两个形式上的区分；而情境的可设置性、可重复行、游戏者的主体性，显示的是游戏在对时间的超越中向形式向永恒的趋近，游戏情境一方面是时间中的存在物，但是在可设置的另一个方面，它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跟艺术中凝固的若即若离的时间一样，截取的那一刻既是一刻又是永恒；跟单个的人类个体是通过生殖来获取永恒，万物在春华秋实的轮回中重复获得永生一样，游戏的的可重复性其实是在精神在重复中获得对时间的超越，向永恒趋近，生死在游戏中只是上帝的两个概念，主体性是游戏的精神性特征，游戏是属于精神的，也正因为属精神，才可能在游戏中见出精神自身的形式，属于自身的观念、畅望、理想和持守，可见这第二个序列揭示的正是游戏的向永恒的个形式特征。然而奇妙的是跟艺术一样，感性的实现的冲动，和形式的理想的冲动竟然在游戏中结合得如此完美，以至于使游戏和艺术在构造上同质，也从而使游戏在其意义上更多地获取了美学范畴这个向度，进而在艺术为自身寻找意义的时候，游戏被作为隐喻式的意义生成方式把握，被表述为艺术的人性根源。

①参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53页
②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三联书店1997年7月第109页
③参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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