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ynman在斯德哥尔摩领取Nobel奖期间，参加了由当地学生组织的一次聚会。在聚会中学生们授给每个Nobel奖获得者一枚“青蛙勋章”，并且要求获奖者学青蛙叫。碰巧Feynman正好知道怎么发出青蛙的叫声，因为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过了父亲拷贝的Aristophanes编的《青蛙》一剧。在剧中，Aristophanes讲青蛙总是发出“布雷克贝克”的叫声。Feynman认为这个发音很古怪，但他试着练了练这个发音后，才发觉这听起来真的像青蛙叫。这个未曾忘记的能耐竟在斯德哥尔摩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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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至1960年，Feynman有权享受一个休假年，他就用它来在加州理工从事DNA的研究。虽未做出什么重要的贡献，但他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有幸结识了这一领域许多出色的研究者。不过，他搞生物学的这一年中最高兴的一件事却是做助教。他教生物系一年级学生的专业课实用技术基础，再加上数学和统计学，而学生们不知道Dick Feynman是谁。这个学年末，学生们把他评为所遇到过的最好的助教。

这一年中，他对科学所做的最值得纪念的贡献是，他在1959年12月底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做的报告，“There's Plenty Room At The Bottom”。直到今天，它仍被认为是对原子和分子尺度上的工程——纳米技术的可行性的第一次清楚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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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Feynman生活中的很多要素都到了危机的关头。曼哈顿工程本身已接近完成。与此同时，维持Arline住院的费用开始成问题了。Feynman在1945年4月24日写给“最亲爱的Putzie”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他每月的收入是300美元，为了应付他自己最俭省的花费和Arline在医院的账单，他们每月还需要300美元，而这只好取用Arline的存款，当时存款只剩下3300美元了。就是这样他们也只能再维持10个月，于是Feynman问到是否到了“该卖掉戒指和钢琴的时候了。”他自己也表示要回食堂吃饭，这样每月能省15美元。Arline变得消瘦了，事实上Feynman已不可能再奢望他能维持到花完这点存款。

Arline死后，Feynman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他从没给任何人看过，直到他本人去世后，才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它。Feynman在信中告诉Arline，他是多么地爱她，没有她，生活是多么的空虚。他在信末加了句令人心碎的“又及”：“请原谅我没有发出这封信——只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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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ynman刚发明Feynman图的时候，正处在个人能力的顶点。这种特殊的技术深深打动了Dyson；也深深地打动了Feynman自己。事情发生在1949年1月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会上，一位叫Slotnick的物理学家给出了描述电子从中子上反弹的方式的一些新结果。他是用老方法计算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Feynman错过了这个报告，但一位同事告诉了他。他问Slotnick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于是他认为检验他的理论的这个机会“来得正好”，看两种方法是否能给出相同的答案。在他的Nobel奖获奖演说中，Feynman讲了那天晚上他是如何解决了这个问题，又于第二天如何找到Slotnick告诉其结果。当时，听完Feynman的话后，Slotnick说：“你说你昨天晚上算了出来是什么意思？它可花了我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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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ynman获得Nobel奖后，为了证明他还是原来的Feynman，他与Weisskopf打了一个赌：如果在10年之内Feynman先生已担任要职，那他就付给Weisskopf10美元；否则Weisskopf输给他10美元。“要职”的定义是：居于其位的人不得不指导其他人做某一确定的事情，而实际上，究竟是要指导那些人做什么事情，这个在位者本人并不真正明白。

1976年，Feynman从Weisskopf那儿赢了10美元，而且他终生也未担任过什么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