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我曾写过博文《纪念宜趁早》，开篇为："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纪念宜趁早。读图书馆学研究生期间，我接触了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尤其是与张厚生先生的交往，耳濡目染，我形成了该认识。"

      2026年10月，于良芝教授不幸逝世。痛定思痛，我深感有必要围绕先生的纪念与传承，努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于公于私，公远大于私——于良芝教授作为"著名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是特别值得纪念与传承的。黄宗忠先生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要真正繁荣起来，不仅要研究图书、图书馆事业、读者，还要研究图书馆学家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只有研究人的思想，才能使学科富有生气，内涵更丰富，并给人启迪，同时也能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引自：吴仲强等著《中国图书馆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黄宗忠序）黄先生的见解是深刻的，值得重视。

      鄂鹤年先生曾谈及图书馆人与科研人的边界："科研人的使命是探索真理，关于人、社会和自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图书馆人是将他们探索的成果（知识）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在维护学术内容诚信方面，他认为"科学人是知识创造者、出版人是知识的验证和传播者、图书馆人是知识守护者"，图书馆作为知识守护者，理应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学术诚信治理：一方面增强识别creditable sources of knowledge的能力，掌握和善于运用识别工具；另一方面面向读者开展相关教育工作，特别是AI环境下的信息素养教育。他还提醒："现在，知识产出过剩，而真正的新知识产出非常有限，大量的产出是重复性的，也不乏大量的伪知识……科学人、出版人和图书馆人要对此警惕，这涉及ethics。"（引自：鄂鹤年谈AI驱动下的学术传播：卓越科研、信任与影响力.https://mp.weixin.qq.com/s/2zgCt4fN8EO0mZ8Rvn6K_Q  ）我非常赞同鄂先生的洞察。在我看来，于良芝教授既是"图书馆人"，又是"科研人"，既是知识创造者，又是知识守护者。在生成式AI时代，作为图书馆人，理应主动担当，积极开展杰出图书馆学家的纪念与传承，更好地履职尽责：一方面将他们探索的成果（知识）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一方面努力讲好他们的故事，切实助力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

      纪念与传承，于我而言，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期的自觉践行。回望来路，这条脉络清晰可见：杜定友先生1924年创造"圕"字，钱亚新先生为纪念与传承杜先生倾心尽力 ；张厚生先生与钱先生忘年之交，在钱先生逝世后的近20年间，先后编辑出版《钱亚新集》《钱亚新文集》 ；张先生逝世后，我倡议并促成《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先生纪念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出版 ，并着手整理先生留下的史料，其数字化资料超过3G，期待有朝一日建设张厚生专题数字图书馆。2014年我创建圕人堂，初心之一即包含对杜定友先生的纪念与传承，"圕"字有"见字如面"的用意 。如今，于良芝教授遽归道山，我"急切"地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正是这一脉络的延续。

      我深知，纪念于良芝教授，远非狭隘地为一人"歌功颂德"，而是借此契机，让更多圕人了解她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于教授的学术遗产尤为厚重：2003年《图书馆学导论》系统定义图书馆；2016年《图书馆情报学概论》重新定义图书馆，并将图书馆情报学界定为"研究信息的组织整理，以及通过图书馆等平台实现信息传递与传播，从而保障信息有效查询与获取的学问"；2022年《何以守正?如何创新?》第三次修订定义："图书馆就是保障信息查询暨获取的功能体"。她关于"专业化图书馆职业"的论述，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图书馆员对职业身份的认知。这些思想财富，正是图书馆面临深刻变革之际最需要的"压舱石"。

       在生成式AI时代，纪念与传承的方式也当与时俱进。鄂鹤年先生所言"图书馆作为知识守护者，理应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学术诚信治理"，我深以为然。一方面，我们要像保存珍本那样，系统地收集、整理、保存于良芝教授的著作、讲稿、通信等文献，构建专题知识库，让后来者能够便捷地检索与利用；另一方面，要善于借助新工具讲好先生的故事——《圕人堂周讯》可设专栏连载，博客可作系统梳理，知识库可沉淀为可检索的"数字纪念册"。圕人堂曾以"纪念宜趁早"为主题纪念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先生，全文转发其传略，此类做法，正可推广 。

      纪念与传承工作，同样存在边界，需要把握好"度"。根据我多年参与纪念与传承工作的实践（如《书海一生击楫忙》编纂、张厚生先生年谱筹备等），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四。其一，尊重本人意愿与家属意见。张厚生先生生前始终自谦为"书苑园丁"，如果真是高调宣扬其个人，张先生是忌讳的；纪念文集凝聚了亲属、同学、学生、朋友多方心血，须获得家属支持与授权，把握分寸，切忌过度拔高。其二，史料须严谨考证。纪念文集编纂中曾出现照片人物误识、日记人名误读等错误，"书成众手、部分史料辨识困难"是重要原因；史料整理要逐项核实，宁可存疑，不可以讹传讹。其三，评价须客观公允、留有余地。评价一个人最好在其故去50年之后，既为客观公允，也为减少对在世利益关系人的影响；须考虑隐私、著作权、肖像权等法律边界。其四，公私分明。纪念与传承"公远远大于私"，应防止借纪念之名行个人扬名之事，避免功利化倾向。

      "纪念图书馆学人最好的方式是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顾烨青先生语）。于良芝教授毕生追问"图书馆是什么"，致力于让图书馆学良性发展。我们能做与应做的，是接过她的追问，在守正创新中延续她的探索；是让更多圕人知道，有这样一位学者，用二十年时间三次修订一个定义，只为守护图书馆的初心与本质。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纪念宜趁早。愿我们共同努力，让于良芝教授的学术精神薪火相传，照亮图书馆学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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