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多·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价值诉求

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保护观念确立经历了艰难过程，是现实生态环境问题倒逼的必然抉择。利奥波德说，“生态学注定要成为关于环河的学问，它姗姗来迟，要把我们关于生命物质的集体知识转变成关于生命航行的集体智慧。说到底，就是保护”。土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物质能量流动就似一个生命的“环河”。现代人为了谋求物质生活丰裕，却在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扰乱了土地生命之河的物质循环流动，“我们对环河的河道修改应该更少”。然而，真正在社会建立起生态保护，从没有保护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到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从以经济效益为旨归的资源利用到保护优先、遵循生态规律的资源利用与保护，从竭泽而渔式的经济社会发展到绿色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确立，其过程需要社会发展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彻底转变。

（一）学会师法自然，培育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

可以说，现代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发现重新定义着“自然”，进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提供科学合理的价值指导。利奥波德正是基于对土地生态区系金字塔的内在构成、生成机制及能量流动基本规律的认知，进而从生态学的“生态区系金字塔”理论衍生出“土地共同体”的伦理价值观念，认为土地并不仅仅是土壤，还包括岩石、河流、山川，以及在其中生长繁衍的植物、动物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也就意味着，自然不只表现在其组成部分和系统内各个有机体之间的“弱肉强食”式的竞争和对抗，还必然蕴涵着有机个体之间“精诚团结”式的合作与互助，自然规律的全部知识是竞争、对抗与合作、互益的辩证统一。

这就意味着，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土地管理者必须师法自然。例如，在河流治理中，不能再犯为控制洪水将牧场的小溪拉直的错误，而应该懂得遵循科学生态工程学原理，懂得保持蜿蜒的小溪其实能够容纳更多的洪水。不仅如此，弯曲的河流可以涵养更多的湿地，滋养良好牧草的生长，以及有利为草地动植物种群更好的栖息繁衍，实现牧场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环河之流的有效运行。遵循生态学的牧场河流治理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溪流蜿蜒流动，不仅仅改变了这片土地，它也是水文功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就意味着，现代土地管理者只有具备生态学知识，遵循“生命河流”的环河式循环，才能实现人与土地关系和谐以及人对土地科学有效地利用。

（二）走出经济主义窠臼，确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正如现代生态伦理学深刻揭示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肇始于对仅用经济价值来衡量自然的批判”。20世纪上半叶，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刚刚开始，存在着许多动物植物因被认为缺乏经济价值而遭受到伤害、毁灭和破坏；许多树木因生长缓慢或木材经济价值不高而遭利欲熏心的林务官铲除；乃至沼泽、湿地、和沙丘等被认为是“荒废”地区而被忽视等等。利奥波德指出，“一个孤立的以经济的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保护主义体系，是绝对片面的。它趋向于忽视，从而也就最重要灭绝很多在土地共同体中缺乏商业价值，但却是它得以健康运行的成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仅建立在以人类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定意义上说，大地伦理学就是寻求一种用于补救和指导人对土地关系的思想理论。如果要以伦理补充并引导经济与土地的关系，必须先要了解土地的运行机制。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土地生态系统运行物质能量转换规律揭示，利奥波德提出人类应该走出经济独断论的价值误区，代之以谦和、善良的德行对待土地，应该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不仅作为具有独特性的万物之灵，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大地伦理学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角色定位，提出要正确认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合理认知“调协生态系统（包括人类）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从而确保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应遵循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工具价值论去定义物种的“好”亦或物种的“坏”，进而人为的对其进行干预；不以经济学范式——为了人类利益最大化——走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开发利用之路，我们应该从生态保护的根本目标——为了生态自然本身——去制定实施物种或动植物保护的具体举措。综上所述，土地自我更新能力是健康土地的显现。大地伦理学所揭示的就是如何使生态保护走出唯经济主义的价值逻辑，走向符合生态学逻辑的价值观变革。如果生态保护不走出唯经济主义自然资源价值观，那么我们也就“无法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共土地”，无法找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三）养成生态良知，形塑知行一致生态人格

关于保护教育问题，利奥波德开宗明义地讲，“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需要从内部发生，没有人会完全来自外部的观点而奋斗”。也就是说，保护教育问题乃是培养社会公民发自内心对实现人与土地关系和谐自觉认知，而后知行一致自愿的保护实践。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态保护教育和人们日常行为改变，是由对公民教育而实现的由内而外自觉地行动实践转化。利奥波德把这种基于由内而外的教育而生发的行动改变称之为“理解的激励”，认为“理解的激励应该先行于对于变革的激励”。因为只有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才会在行动上给予真正变革的激励。利奥波德认为，“理解的激励”是保护教育问题真正应该努力奋斗解决的问题。故而，确立科学完整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是解决保护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

这样的意义上说，真正的生态社会变革是公民生态意识素养真正具备。大地伦理学拓展了伦理共同体的边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关怀，将伦理共同体的边界扩大至非人类的生态环境——人、动物、植物和山川河流共同组成“土地共同体”，且都是“土地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大地伦理学倡导开放的价值关怀，呼吁人们要带着一颗谦和善良的心，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土地，土地生态系统中每个成员都有继续生存的权利，人类只是其中一员，必须尊重其他成员包括共同体，倡导遵循伦理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维护好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亦或者说，“人是自然界看护者的自我形象规定着人必须以看护自然界的方式对待自然界，人正是在看护自然界之伦理责任中走向崇高，并赢得自己的尊严和美德”。土地伦理学诉求着人们要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它的一位平等的、善良的公民，必须把社会良知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大到人与自然生态系统，把“有助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认定为自然与人类混同共同体的关键美德”。由此可见，大地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就是把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良性可持续发展是人对自然的伦理责任。

同时，生态良知养成必须实现现代生态意识教育启蒙。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生命的连续统一体很少被描绘为一条河流”。也就是说，现代关于自然科学的教育虽然有着关于泥土知识的土壤学以及从工程技术层面探索土壤利用的农学等精细专业化教育，也有着对动物以及植物进行专门研究的生物学学科教育体系，甚至还有从时空序列探讨地球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地质学知识体系。但所有这些关于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科学关注越来越走向精细化和专门化。利奥波德认为现代生态教育是不完整的、畸形的发展，“这要求逆转专门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了解整个生物圈，而不是越来越多地了解越来越少的东西”。我们的生态教育应当从只关注生命河流的构成材料动物学、土壤学、自然博物学等自然科学分学科专门化的自然知识教育，转向了解整体意义生命河流的水文机理的生态学知识教育，“要把我们关于生命物质的集体知识转变为关于生命航行的集体智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拥有了更全面更宏观的关于自然及其规律的知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