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关于智性和理性的不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理解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他的其他著作中，将“哲学”定义为：“关于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主要终极关系的科学”，换种说法，是“被理性的存在所证明了的对于人类理性最高终极的爱”。

01科学智性的形成：自由体验与经验

如果说，哲学是从一个从顶层思想体系构建的方式教我们如何科学看待世界，我们退而求其次聊科学。科学家似乎很遥远，因其基于知识积累与递进，而科学本身从来就在我们身边，是先天可以在自由体验中培养的智性思维。

以已经站在一个以“集体心智”为群体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的“后果”里的事实为基础，我们每个智人健康后代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源自开始萌发世界观的大脑发育对生活的适应性“自明和自觉”应答。因为他们的大脑发育处在最积极的阶段。首先，自明地接受他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接着，自觉地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优与劣去陷入意识的消极改变，不会产生意识的模糊、消散和减退，更不会使意识产生如成人般对光怪陆离社会的心境障碍，从而限制了这种纯洁、清澈、明晰的意识的可能性。所以孩子困惑的问题很简单，提的问题也很简单，也就是“我从哪儿来的？” “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存在是来拯救世界的吗”。

尤其是，如若从小能在一个自由自在环境下成长，那么，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也就谈不上思想教育。所见、所闻都可以擅自发挥无穷尽的想象力。像音乐家坂本龙一，他在儿时，无限扩展了自己的音乐接触：因自己是左撇子迷上了会在旋律中不断转换左右手的巴赫；又疯狂迷上德彪西和他的九和弦，一度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他着迷各种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音乐，爵士，电子乐，民谣，摇滚，现代音乐，都多亏了他身处的开明自由的生活环境。

试想，倘使保有孩童般天真无邪的智性，能一直在自由环境下尽情探索未知，充分发挥想象力构建精神物质家园，在实践中遭受壁垒获得后天的经验，丰富对科学的探索展开一轮又一轮价值创造，这或许才是科学智慧始末发展的循环动力因果。而长期在如此理想化不受桎梏的学术自由里，无须涉及人性的把握和对社会文化等现实的妥协，是否能达到科学家同等之境界？

这样的“人生实验”怕是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曾见得，也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可以从很多对人类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的成功经验看出端倪。如此说来，这与人类原始社会钻木取火没什么区别，既然经验已然告知我们可以用打火机了，而火会灼烧皮肤毁灭一切，显然至少再保留这份智性再去关注指尖的炭灰有点傻。

故自由体验赋予科学智性最原始而简洁的起源，经验加快了我们科学认识世界的动力。

02对世界的感知：科学研究与理性追问

艺术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对未知的思考，那么，科学在对确切知识的经验上对未知的理性追问之初心没有区别。

唯物和唯心都是“唯”，从现代汉语中不难看出之间引人错觉的措辞。科学的对象是客观存在，而科学研究的思维应是唯物与唯心的综合体，即对客观存在的理性追问。只是理性追问的思维方式是概览人类哲学发展史，在对纯粹理性批判之后。

从康德对理性的定义中，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辨认出了“一种双重斗争：其一是反对经验主义，其二是反对教条的理性主义”。对前者，康德进行了价值、归谬和矛盾论证，对后者，他则采取了一种“超验方法的主要规则”。

所以也就有了培根对科学研究理性探索未知之“知识四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蚂蚁”。指的是只收集资料、证据，将之堆积罗列。笛卡尔则称之为“传闻中的知识”，指那些可以传授且人人皆可学会的知识。

第二重境界——“蜜蜂”。其源自所处环境现象，却高于现象本身，观点是个人独立思考的产物，它经历了内省智慧的锤炼，既总结了来自经验的规律，又加入了个人主观体验。笛卡尔则称之为“经验的知识”，理解为观点。

第三重境界——“蜘蛛”。与观点相区别，它不是归纳主义的产物，它是演绎的；它不是支离破碎的，它是系统的；它不是个人体验的，它是理性主义的。笛卡尔认为，“经验的知识”并不可靠，只有理性才能提供可靠的知识，理解为观念。　

第四重境界——直觉。几乎所有的哲学大儒都认为直觉是最高级的知识、智慧：斯宾诺莎、笛卡尔、老庄……可理解的是语言局限，即维特根斯坦“不可言说”。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仅仅停留在第一重境界的人永远也无法“跃迁”到直觉的层面。

理解前三重境界的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信奉的并不是宗教上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宇宙。同样，爱因斯坦的“观念”决定了他不相信“上帝也掷骰子”。培根用“蜘蛛”来比喻这层境界的人。因为蜘蛛只吐丝来制造理论，却完全不关心它的理论是否符合经验。有趣的是，在培根的科学中，他更推崇“蜜蜂”，所以他把“蜜蜂”排在“蜘蛛”的后面，认为前者的境界更高。　　 　

03对根源的反思：科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