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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做科学研究的反思

已有 431 次阅读 2021-6-22 09:42 |个人分类:科研|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前言

 何兆武《重读康德》(节选)


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始于西方。中国的科学与思想的近代化则始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李善兰,是他最早介绍了近代科学的古典体系;继而在世纪末严复介绍了世纪中叶的《天演论》。但是最早介绍康德的,则要待到二十世纪初的梁启超和王国维。一部人类史的开阖大关键不外是人类怎样由传统社会转入近代化的历程,其间最为关键性的契机厥惟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的登场。

至于近代工业则无非是近代科学的应用,近代社会也无非是近代思想的体制化。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不应该视为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乃是一项整体系统工程的产物。

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产生不了近代科学。这是一场思想文化上脱胎换骨的新生,培根、笛卡尔、巴斯德、伽利略等一长串的名字都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思想文化的主潮或许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点,即人的觉醒。

而康德的哲学可以说当之无愧地代表着这一思潮的最为典范的高度总结。是故,文德尔班的《近代哲学史》就把全部的近代哲学归纳为三部分,即前康德哲学、康德哲学和后康德哲学。一部近代哲学史就是以康德思想为轴心而开展的历史。假如说哲学就是对知识的知识,或科学的科学,则康德无愧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近代哲学,无论同意康德与否,总需要通过康德这一关。不然就难免陷于把智性(Understanding)和理性(Reason)混为一谈之类的误区。





基于此,关于智性和理性的不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理解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他的其他著作中,将“哲学”定义为:“关于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主要终极关系的科学”,换种说法,是“被理性的存在所证明了的对于人类理性最高终极的爱”。


01科学智性的形成:自由体验与经验


如果说,哲学是从一个从顶层思想体系构建的方式教我们如何科学看待世界,我们退而求其次聊科学。科学家似乎很遥远,因其基于知识积累与递进,而科学本身从来就在我们身边,是先天可以在自由体验中培养的智性思维。


以已经站在一个以“集体心智”为群体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的“后果”里的事实为基础,我们每个智人健康后代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源自开始萌发世界观的大脑发育对生活的适应性“自明和自觉”应答。因为他们的大脑发育处在最积极的阶段。首先,自明地接受他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接着,自觉地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优与劣去陷入意识的消极改变,不会产生意识的模糊、消散和减退,更不会使意识产生如成人般对光怪陆离社会的心境障碍,从而限制了这种纯洁、清澈、明晰的意识的可能性。所以孩子困惑的问题很简单,提的问题也很简单,也就是“我从哪儿来的?” “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存在是来拯救世界的吗”。


尤其是,如若从小能在一个自由自在环境下成长,那么,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也就谈不上思想教育。所见、所闻都可以擅自发挥无穷尽的想象力。像音乐家坂本龙一,他在儿时,无限扩展了自己的音乐接触:因自己是左撇子迷上了会在旋律中不断转换左右手的巴赫;又疯狂迷上德彪西和他的九和弦,一度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他着迷各种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音乐,爵士,电子乐,民谣,摇滚,现代音乐,都多亏了他身处的开明自由的生活环境。


试想,倘使保有孩童般天真无邪的智性,能一直在自由环境下尽情探索未知,充分发挥想象力构建精神物质家园,在实践中遭受壁垒获得后天的经验,丰富对科学的探索展开一轮又一轮价值创造,这或许才是科学智慧始末发展的循环动力因果。而长期在如此理想化不受桎梏的学术自由里,无须涉及人性的把握和对社会文化等现实的妥协,是否能达到科学家同等之境界?


这样的“人生实验”怕是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曾见得,也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可以从很多对人类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的成功经验看出端倪。如此说来,这与人类原始社会钻木取火没什么区别,既然经验已然告知我们可以用打火机了,而火会灼烧皮肤毁灭一切,显然至少再保留这份智性再去关注指尖的炭灰有点傻。


故自由体验赋予科学智性最原始而简洁的起源,经验加快了我们科学认识世界的动力。


02对世界的感知:科学研究与理性追问


艺术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对未知的思考,那么,科学在对确切知识的经验上对未知的理性追问之初心没有区别。


唯物和唯心都是“唯”,从现代汉语中不难看出之间引人错觉的措辞。科学的对象是客观存在,而科学研究的思维应是唯物与唯心的综合体,即对客观存在的理性追问。只是理性追问的思维方式是概览人类哲学发展史,在对纯粹理性批判之后。


从康德对理性的定义中,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辨认出了“一种双重斗争:其一是反对经验主义,其二是反对教条的理性主义”。对前者,康德进行了价值、归谬和矛盾论证,对后者,他则采取了一种“超验方法的主要规则”。


所以也就有了培根对科学研究理性探索未知之“知识四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蚂蚁”。指的是只收集资料、证据,将之堆积罗列。笛卡尔则称之为“传闻中的知识”,指那些可以传授且人人皆可学会的知识。


第二重境界——“蜜蜂”。其源自所处环境现象,却高于现象本身,观点是个人独立思考的产物,它经历了内省智慧的锤炼,既总结了来自经验的规律,又加入了个人主观体验。笛卡尔则称之为“经验的知识”,理解为观点。


第三重境界——“蜘蛛”。与观点相区别,它不是归纳主义的产物,它是演绎的;它不是支离破碎的,它是系统的;它不是个人体验的,它是理性主义的。笛卡尔认为,“经验的知识”并不可靠,只有理性才能提供可靠的知识,理解为观念。 


第四重境界——直觉。几乎所有的哲学大儒都认为直觉是最高级的知识、智慧:斯宾诺莎、笛卡尔、老庄……可理解的是语言局限,即维特根斯坦“不可言说”。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仅仅停留在第一重境界的人永远也无法“跃迁”到直觉的层面。


理解前三重境界的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信奉的并不是宗教上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宇宙。同样,爱因斯坦的“观念”决定了他不相信“上帝也掷骰子”。培根用“蜘蛛”来比喻这层境界的人。因为蜘蛛只吐丝来制造理论,却完全不关心它的理论是否符合经验。有趣的是,在培根的科学中,他更推崇“蜜蜂”,所以他把“蜜蜂”排在“蜘蛛”的后面,认为前者的境界更高。    


03对根源的反思:科学哲学

回到哲学,罗素定义“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或许,当年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依然得意,因为他们尚能勉强赶上科学进展的脚步,甚至有些自以为是地以为可以凌驾于科学之上来“指导”科学。于是,笛卡尔开启了唯理论,康德发展了世界本体的哲学思辨,提出人类理性有其认识的极限。

但紧接着,科学继续突飞猛进。19世纪,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令人目不暇接。在经典物理的光芒照射下,拉普拉斯提出闻名遐迩的决定论:如果可以知道现在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的状态,那么就可以推算出宇宙整个的过去和未来。科学家们都信心十足跃跃欲试,都相信人类将给予世界以终极解释,决定一切的日子不远了。

科学具有着最强之矛“无限进步论”和最强之盾“可证伪性”,所以做科学研究是不是可以彻底摒除哲学之框架,不去思考做科学研究的理性是否真的科学?很显然,科学的矛盾已经彰显了,无限进化论本身无法证伪。但这显然不影响科学研究的发展,只是我们完全可以结合“知识的四重境界”和这一对矛盾,深刻意识到科学理性追问的依然局限性。

在已知的任何时期,科学在其前沿的运行总是遭遇到有关知识与存在之本质的哲学议题。科学论战会引发诸如理论与实验的关系,解释的本质以及科学接近于真实的程度等问题。

在具体科学中,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如何知晓它的问题会引发特殊的关注,例如,物理学中的时空本质问题、心理学中的意识本质问题。因此,科学哲学是对世界进行科学调查的必要部分,并且总的来说,科学哲学正日益成为哲学的核心。例如,唯心主义哲学已经很明显地与经验心理学绑定在一起,而政治理论经常与经济学产生交叉。

因此,科学哲学为哲学探究与科学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宝贵的桥梁。从近代哲学康德开始,给我们带来了科学,而今科学已然转变成了对科学的研究,显然,有时候人们已经不像近代发现科学意义之后,开展纯粹的基于知识之爱的终极科学探索,而是通过做相关研究来证明科学和哲学存在的意义。我们做科学研究除外关注科学知识本身,更需要从科学哲学的构架去看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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