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扩散，隔离成为热门话题，各种如何安心宅家里、如何工作和隔离两不误的文章层出不穷。有意思的是，国内外科教界不约而同均重温了牛顿宅家躲瘟疫期间创造科学奇迹的史话。

众所周知，牛顿1665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由于瘟疫流行，被迫在乌尔索普的老家宅了约两年，期间，他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光的色散现象、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一时期被称为牛顿奇迹年（Newton's year of wonders）。

我们国家最早实行隔离措施，不少科教微信公众号推送了这段史话。在新冠病毒的“震央”转移到欧美后，这段史话又开始在国外社交媒体流传，也有主流媒体重播了牛顿宅家隔离躲瘟疫期间，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

国内外科教界不约而同重温牛顿宅家创造科学奇迹的史话，用意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有宁心、励志效果。然而，国外一些学者基于这段史话，声言隔离对科研生产力是个福音（a boon for research productivity）——其推理是，隔离培养创造力（Isolation breeds creativity）——马上招致大学老师几乎一边倒的反驳。

最激烈的反驳是，牛顿有小孩吗？扔两小孩让牛顿照看，他还能创造奇迹吗？众所周知，牛顿终生未婚，没有小孩，因此没有照看孩子的问题（he did not have childcare issues）。有老师抱怨，宅家里是可以继续科研，但关键是，大学关闭了，幼儿园、中小学也关闭了，孩子跟你一并宅在家里，你既要当保育员，还要充当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角色。有女性学者吐槽她们受隔离的冲击更大，因为平均而言，女性承担的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比男性更多，尽管现在已经不是1665年了，男性学者的工作效率也在被抚养孩子的职责所拖累。

那么，对没有小孩的老师来说，居家隔离期间是否是提高科研生产力的黄金期呢？这也要因人而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位助理教授说，她知道，作为一名没有孩子的青年教师，“人们可能会期望我在家里的生产力有提高，但当下，我除了满足学生和家人的需要外，没有想太多。”她担心她父母的健康和工作安全，也担心她的四个妹妹。所以，尽管“我可以早上醒来就写作，但相信我——写作不是我脑子里的第一件事”。不知道牛顿当年是否也有这样的担心和忧虑。

众多反驳者还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牛顿当年宅家躲瘟疫时还是一名学生，并不是老师，没有教学任务，更不用突如其来把所有课程都搬到网上。当今时代，在线教学虽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如此突然、如此大规模地切换教学模式，对教师来说是种挑战——有学者形容过去几周高等教育的急剧和极端变化是疯狂和难以言喻的（crazy and unrecognizable beyond words）。虽然理论上老师们在家工作可以节省上下班时间，但如果他们要把教学做好，就必须在教学上花更多时间。对此，老文深表赞同。老文这学期也突然被迫上网课，每次网课都要花费比传统课堂多得多的额外时间。

反驳者列出的隔离影响科研生产力的其他因素还有不少。例如，实验室被关闭对实验研究是灾难性的；从事实地工作的人，或者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人如果需要前往档案馆，甚至跨越国界，他们的工作都会受到限制。

大学老师为什么对搬出牛顿来证明隔离对科研生产力是个福音的做法反驳如此强烈？看了报道，老文觉察出些许端倪。如果居家隔离果真对科研生产力是个福音，那么这个春天是否应该是老师们提高生产率、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季节呢？人们特别是大学管理者是否有理由对老师们有此期望呢？如果不是这样，甚至反过来把隔离看作是一种不可抗力因素，大学是否应该在年度考核、任期评聘等关键环节，宽待老师，特别是那些临聘和合同即将到期的教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