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约我写一篇关于3B的文章，我很快比较轻松地把巴赫和勃拉姆斯写完了，但是这个承前启后的贝多芬却迟迟写不了，原因是我总觉得贝多芬太伟大，他的乐曲事关全人类，不是直接与我个人的共鸣。这样说会让人误解，所以再稍稍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是，比如耶稣很伟大，大多数基督徒都会对他的感受很强烈，但对某个基督徒来说，可能他对某个使徒或某个神父有特殊的共鸣。再比如，领袖很伟大，但是有些人对某个特殊的人物，比如雷锋，比如许世友，可能更有共鸣。美国的开国之父都伟大，但我对华盛顿很陌生，对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有特殊的共鸣。这样的比喻还很多，没必要多说。

于是我想为什么我会对贝多芬有这种特殊的印象。我猜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性格差异“，一个是“时间错位“。这“性格差异”，主要是因为贝多芬据说有个比较火爆的性格，有时他的作品震天动地，而我更像勃拉姆斯那样”慢炖“，很少着急，不喜欢大发雷霆，不喜欢声音太大，不喜欢大题目。这似乎有道理，但我知道其实是出于我的无知，偏见，我需要好好听听好好理解贝多芬才对。

那么“时间错位”指的是什么呢？我最早比较全面的接触古典音乐，应该是在大学时代，而且最先听到和听得最多的应该是贝多芬。我记得那时我一遍又一遍的听《田园》，那大自然的美妙声音感染我；我也曾高声哼唱《欢乐颂》，哪个青年人没有满满的理想主义，希冀世界大同没有苦难呢！我也仔细的聆听过《命运》，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似懂非懂，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而对《致爱丽斯》，《月光》这些大家熟知的曲子，我也听得太多，似乎有些腻了。其原因，是当时的理解力和感情的成熟还没有跟得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被打动的，是对我比较简单的曲子，如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和德沃夏克的《诙谐曲》。这些音乐在某个夜晚，在校园的某一扇窗子里传过来，和我产生了共鸣，让我爱上了古典音乐。后来又偶然开始听勃拉姆斯，对他产生偏爱，再后来又发现巴赫，把他虔诚地看成是音乐之父。对贝多芬就更加敬而远之，没有找时间好好听他。因此我觉得我是过早听了贝多芬，后来产生了偏见，造成了时间错位。

这样想来，我觉得，在我对音乐理解力更好一些的时候，我应该重新听听贝多芬。于是有一天，我开始重温贝多芬。我发现，如果巴赫是音乐之圣父，贝多芬真是音乐的圣子啊。就像说，上帝是在天之父，但具体工作，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与人的具体对话，都是通过耶稣做的。那么对于古典音乐来说，巴赫给了灵魂，贝多芬则把整个宏伟大厦不仅计划出来而且也建立了起来，甚至脚手架也搭上了，让后来的作曲家不过是在这个参天大厦里负责某个局部，很多作曲家不过只是装点了某个宫殿，加入他们自己的特色，其他更伟大的作曲家就不过是加建些侧翼，但都在贝多芬的宏图之中，没有本质上超过他的东西，是贝多芬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就算我喜欢的勃拉姆斯，也都可以在贝多芬这里找到他的踪迹，包括他的交响乐，他的钢琴协奏曲，他的弦乐四重奏，六重奏，甚至包括他的细腻感情，只是贝多芬没有停留在这里。我因此能够肯定我多年对贝多芬的偏见，完全出于我的无知。当我听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时候，我可以完全无视听过的任何其它作品，心里说，这是至高无上登峰造极的音乐啊。回想起大学时代听贝多芬的时光，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终于，圆满了！如果不能找回贝多芬，我的回忆就不能说是圆满。

说到这个回忆的圆满，我要提及另外一件事，说明这圆满还有另外一部分。我说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不了解这与音乐的关系，但之后我会讲到，都与音乐有关。

这个事是什么呢？我前两天刚写过。我刚入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近代物理。那个时候因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的影响，近代物理是最时髦的学科。我进大学读了两年，因为理解力有限，没有发现物理的魅力，然后又受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对经济学，系统科学产生兴趣，后来我就学了运筹学，毕业后又做了金融，似乎永远离开了物理。但是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要了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我开始读这些东西，这时，我忽然理解了物理的魅力。世界的真谛，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当时的心里也出现这样极度的喜悦。又过了多少年，当我继续关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世界的理解，对哲学，政治，经济，宗教的理解，如果没有对近代物理的理解，会完全是粗浅的，错误的。比如，量子力学的两个主要概念：测不准原理和多相性，对我很有启发。前者让人悲观，后者让人乐观并提出解决方案。虽然这些是对微观世界的科学诠释，但对世间万事也有启示。首先，世间的事情是矛盾的：自由与民主，左和右，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黑与白，保密与透明，治安与隐私，等等等等，这都与测不准原理有关。在经典物理的角度看就没有办法解决。只有跨越经典，认识到量子多相性，多相共存，才能找到一个和谐的解决方案。这个共存，不是混合，混合不会和谐。共存需要智慧。

这与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有。第一层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量子世界的基本描述第一是波，第二是离散性，不连续，这都与乐器发出声音是一个道理。我稍稍解释一下，这可以让所有音乐家马上成为量子物理学家啊！我们知道小提琴的某根琴弦，如果你拨一下让它震动，它只能产生一些固定频率的声音，非连续的频率。不同琴弦有不同的一组频率。每个琴弦只能发出一些特定的频率，与其粗细材料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们两端是固定的，因此波长（可以看成是频率的倒数），只能是琴弦的1，1/2，1/3，/1/4等等离散的单位，不能是连续的，所有频率。在微观世界里，电子所能占据的量级，也是这样一些完全按小提琴音频一样决定的能级，而不是什么连续能级都可以。而这些能级，决定了原子分子乃至材料和万物的特性。这样说来，世界就是由一个个小提琴，小钢琴，小长号短号组成的啊，而多彩多样的世界，就像是这些乐器演奏的永不停息的交响乐。

那么第二点呢？物理学家，其实也与作曲家一样，在力图发现这世间的音乐之美。音乐家谱写音乐，这音乐来源于他的心中，也来源于贝多芬布下的的规则，更来源于巴赫给予的灵魂种子，终极来说来源于宇宙的自然神，这里我说的不是基督教的神。这个自然神，是个最伟大的指挥家，他同时也是伟大的作曲家，指导着物理学家去发现他已经写好了的那些音乐。

你可能想，物理学家真的心怀音乐吗？是的，有些是不自知的，有些是知道的。我这里不说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海森堡会弹奏钢琴这样的轶事，我要引述一个物理学家写的贝多芬。这个物理学家叫钱德拉塞卡，是个印度物理学家。1983年，他因在星体结构和进化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他写的一本叫《真理与美》的书中谈到贝多芬。我下面的描述基本是他书中的描述，必要时加入更多的注释。

贝多芬1792年来到维也那的时候，22岁。（他在年幼的时候来过，拜访过莫扎特。）这次他拜海顿和申克等人为师。他先是对海顿这样的大师小心翼翼的恭候着，但是马上发现自己的音乐才能超越了他们，而且海顿还轻视嫉妒他。他气愤自负，在给Von Zmeskall的信中说：见鬼去吧，我对他们的道德体系不屑一顾，能力才是出类拔萃者的道德，也是我的道德 。”

他可能毫不怀疑自己的才能可以使他免遭一切不幸，但天父并没有这样溺爱他。28岁时，他开始感受到耳聋，这对一个天才的作曲家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三年之后，他给阿芒德牧师的信中写到 ：

“你的贝多芬遭到了非常的不幸，和大自然的造物主发生了争吵。我常常诅咒造物主，他常常毫无缘由地把他创造的东西遗弃，以致最美丽的花蕾常常被糟蹋、凋谢了。你只要想一想，我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大大的衰退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如果不是上帝对贝多芬不高兴，要惩罚他，就是对他太器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聋其耳朵 。

同样，不知道贝多芬是坚决要与上帝对着干，还是他知道上帝对他情有独钟，反正他是铁了心要做音乐之圣子，他写到 ：

“每当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听不到时，或他们听到牧童歌唱而我一无所闻时，我感到真是何等的屈辱啊！这种体验几乎使我完全陷于绝望：我差一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 是艺术，仅仅是艺术把我从死亡线上唤回。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需要谱写的每一乐章完成之前，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他在20年后有重复说过：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仅仅为我的艺术和指责而活着。”

可以说，贝多芬早期的自负，逐渐被耳聋所击破。他唯有的，是靠着他的创造力来实现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也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1807年，他在他刚写出的第三首《拉苏摩斯基》弦乐四重奏的作品空白处写到：

“即使对艺术，也不必再对它掩饰你的耳聋。”

这时和命运作斗争的他，在第五交响曲里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这段中年期的高强度创作大约持续了十年。到40 岁出头时，贝多芬已写了8首交响曲，5首钢琴协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25首钢琴奏鸣曲，11首四重奏曲，7首序曲，1部歌剧，1首弥撒曲。

之后，从42岁起7年他没有写作，他沉沦了吗？没有，他在沉思，反省，迎接着下一个时期的到来。在那之后，他写了《第九交响曲》，《D大调庄严弥撒》和最后四首钢琴奏鸣曲，5首四重奏。

F大调四重奏第十六号是贝多芬最后的作品。J.W.N 沙利文对这首曲子这样评价道：

“这是一个极度宁静的人所创造的作品，这是一个曾搏击长空但如今一切已成往事的人所拥有的宁静。这一特点最充分地显示在他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句上：“一定是这样吗？一定是”。”

我就这样从一个物理学家那里拿来他对贝多芬的叙述，用它来结束我的这篇贝多芬的文章。物理与贝多芬，带着大自然的音符，带给我喜悦，带给我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