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最是严格。不能迟到早退不说，偶然请假一次也十分烦琐。更不用说上课有教学进度表，有教学大纲等约束，轻易不敢造次。

民国教授上课则不然。兹举两例：

一、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二、

黄侃在北大上课有“三不到”原则，即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刮风下雨可以预知，而高兴与否，那就难说了。有时赶上黄侃高兴，班上只有二三人，他也照讲不误。后来他任教于中央大学，又搞出一个“三不来”，即刮风不来、下雨不来、下雪不来。因此只要一遇到这三种天气，学生们就会调侃：“今天天气黄不来。”他在北大任教时还有一个习惯，在课堂上讲书，讲到要紧的地方就停下来，故意卖关子，说：“这里有个秘密，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