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郑钰回到老家，班上的老同学在一个饭馆里聚会，来了近二十人。虽然多年未见，郑钰还是能够认出来，岁月沧桑，无情的时光在每个人的脸上刻下了很多皱纹，但是音容笑貌依然。大家回忆童年的趣事，诉说着生活的艰辛，追忆漂泊游子的行踪，这是五味杂陈的聚会。

聚会散了之后，各自打道回府，高士心拉住了郑钰，说第二天要到郑钰家找他长聊。

高士心是当年班上学习最好的同学之一，和郑钰是比较谈得来的，也是篮球场上的球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下午一放学，抱着篮球就跑，赶着去占球场。每边 5 个人是自由组合的，高士心就成了香饽饽，都争着和他在一边，郑钰还记得高士心的经典投篮姿势：跳起，转身，双腿一蹬，出手，“shot”，好球 2 分！好飘逸的身姿，吸引了好多女生的目光。很奇怪，在这小城市，当年打篮球用的术语很多是英语，比如出界了，大家会喊：“outside 了，outside 了”催促投篮会叫：“shot!  shot!”  少年不识愁滋味，篮球场上留下了快乐的记忆。

可惜快乐不能长久，长大了就得经受革命的洗礼，这个洗礼对于还是懵懂的少年是很残酷的。高士心和阿枫一样，在高考中遭受了重重的一击，比阿枫稍好一些的是，他被师资短期培训班录取，可以有一年的学可上。可对于心比天高的高士心来说，是重重地摔在地上了。学习成绩非常好，在班上，在年级都是名列前茅，体育也非常好，外表帅气，是许多女生暗恋的对象。但命运之神不予眷顾，无形之手安排了他走一条崎岖之路。郑钰从其他同学口中知道，高士心在师资短训班学习一年之后，被分配到很远的山区县的乡村中学教书，他很少回芗城，据说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对象，结婚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

高士心来到郑钰家里的时候，正好家里没有旁人。他带来了一瓶白酒，还有一些花生之类的简单的下酒菜，两人就在茶几上摆开对饮。没有说话，几杯酒就下肚子里了。高士心的酒量并不大，也就几杯，脸就红了。

“你知道我毕业后的情况吗？”高士心问郑钰。

“知道一些。”郑钰点点头

“不，你不知道的，就是在芗城的同学也知道的不多。”

“我听说你去山城了，是在一个公社的中学”

高士心沉默着，又给自己到了一杯酒，仰脖倒下，高士心给郑钰从头说起：

“我在一年的师专短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山区县的一个初级中学当物理老师，那是一个深山里的初级中学，学生很少，老师都是本地有家的，就我一个外地老师，单身一人住在旧祠堂里。。。

我离开芗城的第二年，我的母亲，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去世了，我知道消息赶回来，没有能够见上一面，我看到过去了的母亲眼睛没有合上，她是在担心我啊！是我跪在地上帮她合上了眼睛。。。”

眼泪无声地流下高士心的脸颊，他没有擦，而是又倒了一杯酒，仰脖灌下。

“我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走后，我在芗城就没有什么亲人了。在山里，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真是无处话凄凉啊！山区的夜很黑，山区的夜很凉。。。”

高士心很长时间没有说话，郑钰给他斟上一杯酒，也给自己斟了一杯，只觉得鼻子酸酸的，真想陪着他一哭。

“我在山里待了20几年，一直到40 多岁才回到芗城。。。据说还是我的大哥回芗城的时候，和市里的领导提了我的事情。”

“我听说你的大哥是很有成就、有贡献的科学家？”既然高士心自己提到了，郑钰就直接问他了。

“是的，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他很早就上大学了，毕业后就留在北京，我跟他不亲。”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考上大学，而是上那倒霉的短期培训班吧？”

“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郑钰猜道

“我给你讲讲我的父亲吧”

高士心讲他小的时候是和父母亲一起，住在鼓浪屿，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后来家道变故，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父亲小的时候是很苦的，家里很穷，父亲从小是挑着蔬菜担子，沿街叫卖。父亲很勤快，早上跑到很远的乡下去批发蔬菜，然后挑到城里卖，慢慢地存了一些本钱，年纪也大了一些，他就什么生意都做，长途贩运，布匹，粮食， 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慢慢地生意做到了别的县城，做到了厦门，后来也做到泉州。父亲是很机灵的，虽然不认识几个字，但很有生意头脑，同时，他做生意很讲信用，人家也愿意和他做生意，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后来很有钱了。

“有钱到什么程度呢？跟你说吧，十字环过去的东大街有半条街的房子是我父亲的。”高士心的话里流露出了自豪感。

“父亲并不是为富不仁，他很慷慨的，做生意的朋友遇到困难，或借或赊，没有二话。亲戚、朋友、邻居有了困难，他是经常慷慨解囊相助，他也经常做一些修桥铺路的善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益事业。”

“他应该算是资本家了吧，解放后他的生意就停了，也被抓去关了几个月，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事，听说有不少的老百姓去保他，后来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恶，就把他放出来了。不过，什么东西都没了！”

“他去世后给我母亲留下的就是在鼓浪屿的一座洋楼，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母亲带着我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洋楼卖了一根金条，带着我回到芗城，靠着那一根金条，母亲让我上到高中毕业。”

郑钰终于明白了，以前和高士心一起玩，总感到他说话怪怪的，不是地道的芗城话，原来是带有厦门腔。

“我父亲是很聪明的，虽然文化不高，但可以说智商很高！我的大哥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说明也是智商很高！”

“我自信智商也是很高的！”说这句话的时候，高士心的声音低了很多。

“是的，你那个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要是按照成绩录取，应该是北大、清华的水平，生不逢时啊！”郑钰叹息道。

高士心的大哥已经是“院士”，在一个高新技术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幸运的是早生几年，没有受到倒霉的老爸过多的影响。

高士心后来的生活十分坎坷，在那山区，也许是他心高气傲，也许是环境使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所以拖到40岁了才结婚。

回到芗城后，也许是洞明世事了，他信仰了基督，皈依了上帝。

高士心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但他还是向郑钰提出了想不通的问题，这些问题长久地纠缠于脑中，让他头痛，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从1949年到1956年，许许多多比较有钱的人，或者说稍有资产的人，不管他们的资产的来源或积集的过程，合法的或非法的，在农村被称作地主富农，在城镇被称作资本家。他们的财产被剥夺，他们都受到了斗争、批判和改造。根据唯物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这些有资产的富人不是人民的一分子。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原来最革命的‘穷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彻底地改变了，变成了最最有钱的人，还有一些依靠创业，辛勤劳动，也成为很有钱的人。这些有钱的富人，却不是人民的敌人，而是人民里面的先进分子。

我们的信仰没有变化，唯物论仍然在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

高士心搞糊涂了，怎么那些拥有几千万资产的，不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这些高深的理论让高士心百思不得其解。

郑钰同样是百思不得其解，既不得解，何必思之，郑钰比较豁达。